明形势、定策略、挽狂澜

1927年6月，在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一次在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和正在转向低潮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本来的意图和作用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但大会制定的一些正确方针策略并没有得到贯彻，因此它也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

血雨腥风的大革命形势。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据统计，在反革命政变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余人，逮捕500余人，流亡失踪5000余人，上海顿时成为充满血腥的恐怖世界。继上海之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的许多县市，都发生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被破坏，大革命高潮中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被镇压。而在共产国际错判形势、左右失据的指导与带领下，中共中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幻想以妥协求得联合，不惜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放弃工人武装。但这反而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大，五大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在党和工人阶级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和工人阶级指明方向。然而，五大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对武汉政府的各派缺乏正确分析，导致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使向以国民党“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公然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禁令，并与北方新军阀达成共同反共协议。与此同时，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工人运动中开始出现“左”倾，使工人运动形势更加恶化。在如此动荡的形势下，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承载力挽狂澜使命的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于1927年 6月19日至 28日在湖北汉口召开。到会代表420人，代表全国280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由李立三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贺信。信中明确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工会的任务》等13个决议案，选出35名第四届全总执委和20名候补执委，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为秘书长。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及苏、英、法、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会。

正确主张与未实施的缺憾。这次大会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工人运动面临严峻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大会的特点一方面是在革命高潮形势中工会会员队伍空前壮大，工人运动空前发展，从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1927年6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全国工会会员由120万人发展到290万人，因此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人数也有很大增加；但另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危机四伏，反革命政变加剧，党和工人运动内部存在失误，革命已经处于失败的前夕。这次大会提出了正确主张。大会立场鲜明地声讨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援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及加强工人武装的重要。在当时条件下，这一认识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和宣言着重强调：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士，向反革命的中心英勇进攻”；在各种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必须巩固和发展工人组织，加紧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秘密工人武装；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人阶级必须“援助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村的民主政权，以扩大革命的基础”。

大会存在很大缺憾。由于共产国际指导错误、以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四次劳大对形势作出的正确分析以及制定的正确决定都没有执行，致使蒋汪合流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尽管如此，四次劳大的意义和影响仍然深远，在工运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王永玺 戴文宪 原载于2018年《中国工运》）

来源：中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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