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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1901-1972）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他在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包括理论与实践以及建筑教育等建筑学的诸多重要领域，皆有杰出乃至开创性的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梁思成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在他诞辰85周年、100周年、110周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都办过纪念梁思成的展览。但是比起过去只在建筑学院内部展览，今年的展览则是第一次走进博物馆，对他一生的学术贡献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回顾。

展览现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本次展览的一大特点是展品的数量极大，一共展出368组展品，其中超过90%的文献资料是珍贵的原件。这样一个数量，在800平方米的展厅当中是过度拥挤了。过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很少举办信息量如此密集的展览，所以在设计与布展的过程中，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墙面和地面空间颇为紧张。

策展人之一、博物馆副馆长苏丹及其团队想出一个解决方案，用交织的两条线索展开叙事。墙面上展出历史照片，按照梁思成学术人生的线索展开，让观众像观看古建筑里的壁画一样来解读梁先生的学术生涯；展厅的核心地面空间则被设计成一个“墓园”，十几个展柜就好似一座座“墓碑”，里面陈列梁思成重要的学术文献，让观众像细读一段段碑文一样了解梁思成学术贡献中的一个个里程碑。

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室的工作场景再现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墓园是生者与逝者对话的地方，观众置身其中，便带着一种独特的敬意去瞻仰缅怀先贤，这就将展览现场塑造为一个独特的精神场所。

因为此次展览的契机，很多关于梁思成的新资料被发掘出来。比如梁思成著名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这篇考察报告，过去我们都读的是中文版，这次在我们学院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英文版打字原稿；还有一件展品是梁思成的《北平杂稿速写笔记》。其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测绘沈阳北陵的测稿。这说明在正式加入营造学社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和测绘。而像这样未经深入研究的文献，这次可能有十多组。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通过与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的合作，我们还得到了另一份特别的资料，是梁思成1927年申请哈佛大学研究生学位时填写的表格。在表中，他回顾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习经历，我们得以知道他的各门课的老师是谁。他还写下了自己掌握的语言，让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他还学过三年德语、一年法语。这些一手的资料，有助于学者们将来对他的学术生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展览中还有一段珍贵的影像，之前很多人也并没有机会看到——1947 年梁思成作为顾问参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时，留下了一段他用中文介绍设计方案的录像。当时参与设计的人包括法国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巴西的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等等，全部都是国际著名建筑师。这是梁思成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

梁思成在纽约与国际著名建筑师们

讨论联合国总部大厦方案©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根据梁思成的经历与成就，本次的展览被分成五大板块：求学与归成、书写中国建筑史与破译“天书”、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设计作品与思想、建筑教育。用“文艺复兴式的通才”来形容梁思成，是恰当不过的。

这种通才的养成部分要归因于时代。梁思成所处的时代，大学普遍是有良好的通识教育的，我们现在则越来越强调专业分科。而梁思成的特殊性还在于，他的父亲梁启超本来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和林徽因的结合，两人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并且聚拢了身边一大批不同专业的杰出学者来相互交流，相互启发。

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当1932年第一批学生毕业的时候，梁思成给他们写了一篇毕业祝辞《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其中阐释了他对建筑师这个职业的定义——“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今天全国各高校建筑系的培养目标，很多都是合格的建筑师、专业帅才等等，没有上升到梁思成所说的“文化的记录者”“历史之反照镜”这样的境界。

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童明

在梁思成涉猎的所有领域里，贡献最突出的是中国建筑史研究，即本次展览的第二部分，也是分量最重的一个板块。他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呢？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了一门文艺复兴建筑史的课。刚上几堂，他就跑去找任教的古米尔教授（Alfred Gumaer），说自己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古米尔反问他中国这方面怎么样。梁思成却无法回答，因为他还不了解中国有任何关于建筑史的著作。

从这时开始，他立下决心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梁启超于1925年11月题赠给梁思成、林徽因北宋的《营造法式》一书，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两人毕生的主要学术方向。这本书对于那时的梁思成来说，就像是一本读不懂的“天书”，而他接下来就是要寻找破解“天书”的密码。

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他与同仁们集中考察了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发现、测绘、研究了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等中国建筑历史上的经典杰作。与此同时，他还研究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这种文献与实地考察测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让他最终“破译”了《营造法式》中最核心的密码。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横剖面草图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这个密码是什么？在对独乐寺观音阁的研究当中，梁思成发现这座建筑虽然有成千上万个木构件，居然一共只有六种规格。这说明它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设计，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非常重要的秘密。这就是《营造法式》中提出的“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这里这个木材的“材”字，它指的是标准木材的断面。

一座木结构建筑浑身上下各种重要的设计尺寸，其实都是以“材”作为基本的模数。模数化的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建筑里有斗拱，这个像漏斗一样的形状的木构件，叫斗；所有这些长条形的像弓一样的木构件就叫拱。

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拱的横断面，其实都是一个标准材，不管它位置在什么地方、名字叫什么。不仅如此，所有用来连接斗拱的这些枋，它们的横断面依然是标准材。标准材占据了一个木结构建筑绝大部分的材料。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标准材可以在一个工厂里大量地生产，然后搬到工地现场进行加工和组装。

这种有效率的建造方式，同样也带来了中国古建筑的美的比例。梁思成和林徽因由“材”的发现，继而认识到建筑之美不在于那些表面繁复的装饰，而在于“权衡”，也就是比例关系。正是所谓“增一分则太多，减一分则太少”。

在西方古典建筑法式（即Order，今译“柱式”）当中，是以柱子的直径作为整个建筑设计的基本模数：一座神庙浑身上下的重要设计尺寸都是柱径的整数倍或者分数。梁思成发现西方的“柱径”和中国古代的“材”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他把中国古代这种“以材为祖”的木结构建筑，和西方古典建筑的Order相提并论，称它是The Chinese Order。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插图：中国建筑之ORDER

@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之后的《中国建筑史》等一系列论著中，梁思成把《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在1960年代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与助手们终于基本完成《营造法式》大部分的注释工作。

在今天的建筑学界，梁思成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的成就为人所熟知，然而他作为建筑师所设计的作品与其背后的思想还有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甚至被深深误解。

为什么梁思成要进行古建筑研究？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书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要搞清楚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文法”，然后藉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梁思成对此非常有信心，因为中国传统建筑是木框架结构，现代建筑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或钢框架结构），二者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如能加以结合，就能让“老树长出新芽”。

在1958年讨论国庆工程的会议上，梁思成把建筑形式风格分为四等，一是中而新，二是西而新，三是中而古，四是西而古。他认为“中而新”的建筑是最可取的。虽然在这个时候梁思成才明确提出“中而新”的理念，但实际上这种想法一直贯穿在他的建筑设计实践当中。

在“设计作品与思想”这个单元里，展示了梁思成十余件设计作品。其中，仅有两件作品，即扬州鉴真纪念堂和原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根据具体设计语境，采取了较纯正的中国传统形式；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这两件作品则是颇为纯粹的现代主义作品。其它绝大多数梁思成的建筑设计作品皆为探索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尝试。

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外观©季元振

梁思成留美归国后，承接的第一项大型建筑设计任务是“吉林省立大学”的校园建筑。当时梁思成和同学陈植、童寯，以及结构工程师蔡方荫共同成立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事务所设计出的校园建筑保存至今，共有三幢：一幢是礼堂兼图书馆，另两幢是教学楼，三幢成“品”字形分布。正如陈植在纪念梁思成的文章中所写——“当时思成兄力主建筑要有民族特色，但不应复古，吉林大学即以此原则尝试设计的”，建筑的外形沿用当时欧美石砌建筑简约的新做法，但局部点缀了中国传统纹饰和图案，室内大厅梁柱及栏杆等采用民族风格。这是将现代建筑语言本土化的初次尝试。

吉林省立大学礼堂图书馆正面入口©季元振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设计作品是1932年建成的北平仁立地毯公司的铺面。这项工程并不大，只是对这栋楼的底层铺面做室内改建和外立面改造，但梁思成为它增加了不少饶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装饰细节。比如橱窗的外立面运用古建筑中人字拱和一斗三升两种斗拱形制，建筑的天际线上用了鸱吻和女儿墙让它看上去有着高低变化。梁思成的外孙女于葵讲过这样一个段子：有几位来到北京的外国建筑师和梁思成说，这间仁立地毯公司的店铺是他们在北京游览时看到的最好的现代建筑，并向他打听是谁设计的。梁思成说，正是鄙人。这间铺面位于王府井大街，很可惜，后来被拆掉了。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铺面外观©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梁思成主持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其“中而新”建筑思想的最佳代表作：既带有中国传统石碑的神韵，又是一座充满时代精神的现代纪念碑。

1955年，梁思成因为“大屋顶”、“复古主义”而受到批判。其实，无论是梁思成在1950年代初期倡导“民族形式”，抑或是之后对“大屋顶”这种建筑样式进行检讨，都和复杂的政治因素相关，而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我们希望此次展出的作品，能够改变自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大屋顶”以来不少人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与思想产生的根深蒂固的错误印象。

梁思成所说的“中而新”，“中”的部分需要吸收内化之后再表现出来，而并不是像“大屋顶”这样一个外在的形式。就像他很欣赏建筑师华揽洪设计的儿童医院，它的屋顶基本是平的，只是挑檐的角部稍微翘起来一点，窗户和栏杆的划分都很有中国古代建筑比例的韵味。

1955年的批判导致梁思成没能在“中而新”的建筑探索上继续走下去。这件事情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后果是，今天愿意努力探索中国传统和现代建筑结合这条路的建筑师十分少见，而崇拜与追随西方流行思潮则是主流。在为数不多的“中而新”的实践者里，梁思成的学生张锦秋院士在西安设计了一系列传统唐风与现代建筑相融合的建筑，在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格。

梁思成关于“中而新”的设计理念能否被理解与发扬，仍是一大问题。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梁思成在宾大求学期间并没有接受过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训练，相当一部分时间又是在做古建筑方面的调查，为何之后在1950年能够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板块，就可以找到梁思成规划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梁思成实际参与城市规划实践非常早。他第一次参与的城市规划工作是1930年与市政专家张锐合作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这是梁思成规划思想的一个萌芽阶段，尽管天津规划未能付诸实施。

还有一件对梁思成规划思想产生影响的是与美国人斯坦因（Clarence Stein）的交往。斯坦因是美国的一位建筑师和规划师，也是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的创始人、新泽西Radburn的设计者之一。1936年斯坦因的北平之行，让他和梁思成结下深厚的友谊。1947年梁思成访美，与斯坦因重逢，并在他的陪伴下访问了Radburn这个“花园城市”的案例。

那次美国之旅，他还出席了普林斯顿大学有关体形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的学术会议。由此，梁思成开始了用“体形环境”的概念，来取代狭义的建筑。他在1949年发表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课程计划草案》中写道：“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致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各方面合理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这也可以看出来，在梁思成心中，单体建筑的设计和整个城市环境规划，是不能分家的。

另一条线索，我们看到1945年梁思成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市镇的体系秩序》，里面探讨了埃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有机疏散”的理论，和该理论对中国战后重建的启发。“有机疏散”的关键，说的就是西方近代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拥堵、污染、贫民窟等 “城市病”，所以城市布局要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南下躲避战乱。1940年到1945年期间，他们都在偏僻的四川李庄。为何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产生这种前沿的思考？这要得益于费正清夫妇从美国邮寄或转运来的出版物，让他们得以了解西方学术动态。其中就有沙里宁1943年出版的《城市：它的生长、衰败和未来》（The City：Its Growth，Its Decay，Its Future）。这次展览中，就展示了这本书，空白处有着梁思成写下的批注。

梁思成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室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梁思成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是和城市规划思想并行发展的，也是梁思成对古建筑关注的自然延伸。展览中能看到梁思成在1949年所做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列出的第一项文物为“北平城全部”。这可以看作是“梁陈方案”中完整保护北京古城的思想源头。要知道将北京古城看作一个整体来完整保护，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

梁思成对北京城墙环城立体公园的设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梁陈方案”的基本原则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它所针对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即在北京老城里开展建设，将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梁陈方案”的绝大部分都未能实现。今天，当遇到堵车、雾霾等城市病，或是怀念北京城墙和城楼景致的美好时，人们都会想到梁思成。

“梁陈方案”虽然遗憾未获实施，然而其科学的思想内核，对今天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均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最后，还是要谈谈梁思成生活和学术上的亲密伴侣——林徽因。这应该是此次展览对大众构成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从公众的层面来说，大家对梁思成的误解少，对林徽因的误解巨大。林徽因一生的身份非常多，最著名的说法是民国才女或一代美人，不过这太宽泛。很多人知道林徽因是诗人和文学家，但我更希望强调她在建筑领域尤其是建筑史研究中的建树。

193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加入营造学社，绝大多数古建筑的田野调查他们都共同完成。1935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在祈年殿的屋顶勘察。林徽因为此非常自豪，她说自己是中国女性中第一个站到皇帝祭天的房顶上的人——我觉得她更应该自豪的是穿着旗袍就上去了。其实这是她古建筑考察的常态。

和梁思成不太一样的是，林徽因有女性的细腻，更重视彩绘、装饰这些元素。她一生中不断地对中国建筑的彩绘、装饰进行研究，虽然觉得建筑之美主要是结构的诚实表现和比例（权衡）的得当，但也不排斥恰如其分的色彩与装饰。

建筑史家要做两方面工作，有点像考古学家，一个是田野考察，一个是在书斋里查文献、写文章。林徽因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林徽因的自述很能说明她作为一个建筑史家的优点和缺点。她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分析自己：“我是个兴奋type，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她说自己做事靠突发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当一个诗人很好——但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

1932年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

“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当然就是梁思成了。他俩这么一互补，对学术研究特别好——这也是很多其他学者无法达到他们的高度的原因。建筑史学者郑孝燮有个很好的比喻，说他们像双打选手，配合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他们的儿子梁从诫曾写道：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梁思成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人都说“别人的老婆，自己的文章”，可是对他来说是“自己的老婆，老婆的文章”。这个说法很谦虚，也很幽默，可以看出他对林徽因文章的推崇。

林徽因最重要的学术文章，是她为梁思成第一本学术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写的“绪论”。如果中国古建筑的学术论文要排名的话，我认为这篇可以进入前三名。它阐明了中国古建筑的“真髓所在”，也是林徽因学术研究的巅峰。

梁思成在回顾该书的写作时称：“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 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 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 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 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这当然有他谦虚的成分，但其实梁思成的众多学术专著，林徽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北京八宝山的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设计。墓碑上写的是“建筑师林徽因墓”——在她那么多的身份里，梁思成选了“建筑师”这个身份。墓碑的纹饰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做的设计。所以梁思成设计的林徽因墓，又是一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合作的作品，就像他们一生中几乎所有的作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