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论两性与进化

迷思真伪之辩

对于我们的直系基因延续，爱与性无疑是最重要的情感现象。在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所做的幸福感研究中，不出所料地有近80%的受访者表示性与爱是其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的最关键因素。本书所探讨的其他理性情感对进化生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提高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及个人的生存机会。但爱与性却让我们得以生儿育女，直接有助于我们的基因延续。

对于多数动物来说，爱都不是繁殖所必须的机制，仅是性交便已足矣。所谓性交通常涉及短暂的性行为，往往是每个配偶一次，雄性基本或完全不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

很多人或许也认识持这种性关系态度的人。但多数人类所表现出的性行为模式均有别于此。婚姻制度几乎是普世的文化现象，突出表现了人类对爱与性较为典型的态度。养育孩童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双亲共同抚养。人类性行为之所以有别于多数动物的性行为，便与此有关。

婴儿出生后，需要整整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学会走路，而初生的羚羊出生后不到两天就能站起来走路了，母马在分娩后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能看到刚出生的小马驹迈出第一步。

羚羊和马科动物的平均寿命短于人类的寿命，但仍然长达30岁。人类将孩童抚养到完全无须成人看护和指导的地步所需时间占现代人类平均寿命的20%。直到200年前，其所需时间仍占平均寿命的30%。人类未成年期占平均寿命的比例之高，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可以比拟。

从进化论角度来看，子不生孙，生子便毫无意义。子女到独立成人的年龄才能延续父母的基因。如果幼年期相对于父母一方寿命的比例低到一定程度，所需的资源投入相对较少，母亲便可以理所当然地独自抚养后代。幼年期越长，抚育子女所需投入的资源就越多，让父亲分担抚育子女的责任就越发重要，从而让后代长大成人也（在基因层面）有益于父亲一方。

前几章探讨了社会情感在建立承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例如，愤怒有助于我们发出可信的威胁。反之，爱可以对伴侣建立利他主义行为的可信承诺，这种承诺是父母共同抚育后代的前提。从男性角度来看，伴侣之间因爱而生的承诺增加了所抚育子女确为己出、携带基因与己相似的概率，避免所抚养子女实为配偶与情人所生的情况。基于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关系所形成的爱与社会结构根源于父母为保证后代顺利存活所投入的大量精力。

父母通常会同时抚育不同孕期所生育的子女。这种现象在其他动物身上并不典型，后者的幼崽会在母亲再次生育之前离开母巢。我的同事莫迪·佩里与人合著的一篇优秀论文利用博弈论模型证明了这一现象和伴侣之间的承诺一样，也是常见的人类家庭结构形成的原因。若无此类承诺，男人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辛勤工作赚来的食物给了配偶之后，是用来喂养自己的孩子，还是配偶以前为其他男人所生的孩子。

人类的幼年期非常漫长，这是因为儿童除了像所有动物一样需要在未成年期经历生理及认知的发育，还需要学习复杂的社交技巧。鲜有动物会从一而终，结成长期而稳定的伴侣关系（仓鼠和狐狸是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物种）。绝大多数动物都有着人类所谓“荒淫得多的性生活”，以随意的性行为为主。其性交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繁殖，这些物种进行性行为的依据是雄性之间激烈乃至惨烈的“精子竞争”，以及雌性对雄性交配活动的筛选接受力，只有在雌性看来最合适的雄性才能成功交配。

雄性之间的精子竞争有何具体特点因物种而异，且取决于其进化发展的程度。例如，雄蜂寿命极短，其竞争总计只延续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尚未交配的蜂王准备交配时，会进入活跃的飞舞状态，以此引来一大群雄蜂。蜂王体型较大，只有最强壮、最敏捷的雄蜂才能成功爬到蜂王背上，将精子射入其体内。雄蜂不久之后就会死亡，而蜂王则将其精子终生（多达30年）储存在体内，用以为其所产下的数百万蜂卵受精。

雄性老鼠之间的精子竞争也很有意思，主要的表现形式出现在交配行为完成后，将精子射入受精雌鼠后，雄鼠会分泌一种黏性物质，基本上将雌鼠的生殖道封住，直到精子在雌鼠体内被完全吸收后才会解封，以防其他雄鼠在此期间与该雌鼠成功交配。这种做法会让人想起中世纪时期的骑士在奔赴战场之前往妻子身上锁贞操带的做法。这既提高了雄性让所交配雌性成功受精的概率，也鼓励雄性养育雌性所生的后代，因为雄性可以更加确定雌性的幼崽为其所生。

精子竞争策略因物种而异，但总而言之，这仍是确保个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延续的两种进化策略之一。另一种是“推销策略”（试想一下孔雀的尾屏和其他可用不利条件原理解释的特征与行为），该策略的用处是提高雄性个体在雌性眼中的吸引力。

由于两性之间与生殖有关的生理差异，男女两性进化出了不同的情感和性行为。男女生殖系统的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一个女人一生能生育的子女数目上限远低于100。（历史记录表明，单个妇女生育子女数目的最高纪录由一名俄罗斯农妇创造，她生活在18世纪，怀孕27次，育有64名子女。）相比之下，从理论上讲，一名男性可生育100000名子女。同理，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和一个男人交配，就可以达到生育能力的上限，而一个男人则需要1000个女人才能达到生育能力的上限。

2.女人可以确定无疑地知道谁是亲生孩子：由其子宫孕育的孩子。男人却永远无法确定配偶所生的孩子是否是亲生的。

3.在生育过程中，母亲投入的精力远多于父亲，因为母亲需要怀胎9月。

除了这三个不同点，还有另一个较为重要的生理因素存在男女差异：平均而言，男性的肌肉群数量要多于女性。

为了理解这些生理差异对男女之间的情感反应与性行为差异有多大影响，我会分析几个流传甚广的成见，逐个仔细分析。须谨记，造成两性之间存在差异的进化力量远早于女权革命和现代时期。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进化的力量便已存在。彼时，人们每天都要在生死线上挣扎，父母双方一旦疏于照顾，孩子便几乎必死无疑。

本章末尾会有简短的讨论段落，分析为何在现代世界，两性因进化而产生的情感与性行为差异仍然痼疾难除。

成见一：男人远比女人更容易接受无须情感承诺的一夜情。

真相：理论上讲，一个男人所能生育的子女数目是女人的1000倍。实际上，男女所生育的平均子女数相等，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孩子不多不少只有一父一母两个亲生父母。由此导致的情况是，为了增加生育率，男人之间要进行永无休止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而言，长期忠于一名伴侣会降低男性的基因延续概率，因为一名伴侣能为其生育的子女数目有限，忠于对方就限制了他的子女数量。相反，女人只需一个男人就能达到生育上限，多重性伴侣并无益处。

成见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爱的表达。

真相：如上所述，与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却不建立情感承诺，对女人能生育的子女数量毫无影响。然而，这却会降低其子女的存活概率，因为如果没有伴侣在情感上忠诚于她和她的子女，孩子的父亲就不可能分担抚养子女的重任。她独自抚养子女的话，他们获得的保护和食物供给很可能不如有父亲抚养的情况。一般而言，女性在生育上付出的精力要多于男性，因为女人至多每9个月才能怀孕一次，而怀胎9个月期间，为了保胎和分娩，她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因此，女人在选择伴侣时，需要比男人慎重得多，还需确定伴侣能忠于自己和子女。

成见三：女人比男人更担心孩子的健康和幸福，而男人比女人更担心自己身上出现的健康衰弱症状。

真相：母亲“体贴、牵挂”的典型形象和刻板印象在许多文化中都很常见，这不无道理。相比于男性，女性所能生育的子女数目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在现有子女身上投入的精力就要多于男性，这就是“体贴、牵挂”的母亲形象产生的进化论根源。待所有子女长大成人，女人通常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过了生育的年龄，其直接保证自身基因延续的任务已经结束。但该年龄段的男性却仍有生育能力，可以继续延续自己的基因。只有死亡或疾病才能限制其继续生育的能力。换言之，从基因延续的角度而言，50岁以上的男人“输不起”，这或许就是男人在晚年患有疑病症的根源。

成见四：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吃醋、对伴侣起疑。

真相：要实际证明这一点的真伪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说法在进化论中却得不到佐证。男女都有理由吃醋：对于男人来说，伴侣所生的孩子既然他承诺要养，他就要确定那是他的亲生孩子；女人则需确定伴侣不会弃她而去、移情别恋，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他的保护和抚养。

但男女两性的吃醋心理有着不同的进化论根源，因此其吃醋行为也存在差异。数项研究——包括莫妮卡·T.惠蒂和劳拉·李·奎格利的研究——均发现，伴侣的性行为不忠会对男性造成最严重的感情伤害，而女性则更渴望保持感情的忠贞。有趣的是，对出轨行为的情感反应男女有别，这在出轨一方身上也有体现。女人和伴侣之外的男人保持深厚的感情关系（但无性关系）所感到的罪恶感要强于不涉及感情承诺的婚外性关系。相反，男人与伴侣之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所感到的罪恶感要强于纯感情关系。这会导致许多夫妻在对事实看法一致的情况下，仍对一方是否出轨或吃醋是否有道理存在分歧。

成见五：男人比女人更有可能出轨。

真相：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有趣研究通过对新生婴儿进行DNA检测，发现有5%~10%的新生儿并非出生证所列父亲的亲生孩子。这些人大多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养的孩子其实是别人的。然而，这项数据无法解答男人出轨是否多于女人的问题。男人要达到生育能力上限所需的性伴侣要多于女人，这或许是导致男人更容易接受出轨机会的原因，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实际的出轨行为更多。

假设将某个镇子的所有男人按异性吸引力排序，从最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到你所见过的最邋遢丑陋的男人一一排列出来。这么做显然并不现实，但为了方便进行思维实验，假设所有女人对这些男人的吸引力均有相同的喜好标准。此外，为了论证起见，假设在这个虚拟的镇子里，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妻子，每个女人都有一个丈夫。

现在请思考这些男人中哪一个最有机会和多名女性发生婚外情？答案显然是在吸引力排行中名列前茅的那几位。他们能让身边多数女性有机会和远远“优于”自己丈夫的人交配。女人增加性伴侣数量，也无法实际增加所能生育的子女数目。然而，她们若是和吸引力高于自己配偶的人发生关系，却能改善遗传给自己子女的基因。仅比丈夫略有吸引力的男人不太可能会诱使女人婚外出轨，相反，男人重数量轻质量所得到的好处更多，因此往往不如女性挑剔。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也能引诱男人出轨。

那么男人实现婚外情梦想的比例有多高？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变量：其一，女人对周围男人的吸引力“评级”；其二，女人忠于丈夫有多大的好处。

例如，假设镇子里吸引力排名最高的男人得分为满分10分，其他男人的得分均为5分。再假设忠于丈夫的好处很少（富裕社会的情况便是如此，女人养育子女投入的资源并不依赖于男人）。在此情况之下，“通奸市场”的情况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男人（除了排名榜首的男人）都会对妻子忠贞不二，而所有女人都会给丈夫戴绿帽（且出轨对象均是排名榜首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例外。在此情况之下，虽然男人有多重性伴侣显然能获得好处，通奸却多为女人的追求。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源自上例所述的市场力量。所有男人均有通奸的念头，但实际上却只有一人能做到，而除一人之外，所有女人都给丈夫戴了绿帽，但对象都是镇子里最帅的男人。

诚然，这个例子太过极端，但规律却可以通用。但凡有少数吸引力排名前列的“明星级”人物受到的青睐远超排名其后的对手，出轨的女人就会多于男人。在一定程度上，富足、自由的现代社会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因为维持传统家庭结构的经济牵绊相对较弱。在传统的宗教社会中，背叛配偶的人会为不忠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女性受到的惩罚往往要多于男性。惩罚措施轻则遭社会排斥，重则处死，这大大减少了出轨的诱惑。

成见六：男人比女人更有竞争力。

真相：2003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进行了一项范围甚广的调查，以研究从学生到全职教授等各层级的男女比例。调查得出了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多达60%为女性；硕士生的女性比例还要更高，为62.5%；但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却占少数，仅为46%；教职员工中的女性比例更低，仅为33%；全职教授（最高的大学职称）的女性比例更是低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仅为11%。多数熟悉教职员工构成的人都不会对这些数字感到意外，但人们确实因此对女性比例为何会按职称逐级骤减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几年前，哈佛大学的一场类似讨论导致校长拉里·萨默斯[1]因就此发表的言论引起了众怒而遭到了解职，而他不过是推断称各学科教职员工的女性比例过低和男女的竞争力差异有关。希伯来大学的讨论没有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学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男女比例的数据及女性在修课期间取得的成绩确凿无疑地表明，女性具备与男同事相当的智力水平。那么，学术职称越高，退出的女性就越多，其原因何在？

有人将其归咎于女性肩负着养育子女的重任、幼儿日托服务缺失和大学教职员工升职称的门槛过高——这让刚刚产子的母亲处于不利地位。有人则谴责大学或有意或无意地歧视女性，称男性在全部为男性的工作环境中更感自在。

将矛头对准某些人或政策，将企业机构的性别比例失调现象归咎于他们，这么做倒是省事，但在我看来，却是徒劳无益的办法。说省事是因为这会让人误以为只要实行反歧视政策并大力推行，形势就能大为改观。说徒劳无益是因为这只解决了高级职务的供给问题，而未触及需求问题。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家进行的几项调查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此的认识。其中一项研究由尤里·格尼茨和阿尔多·拉切奇尼发表，表明男女两性在竞争环境中会有不同表现。研究人员安排男女受试者在电脑上走迷宫，并提供金钱奖励。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受试者成功破解一次迷宫难题所得的奖励是固定、统一的。该阶段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男女受试者破解迷宫难题的成功率相等。

在第二阶段，奖励规则有变。成功破解迷宫难题按次等额奖励的规则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按竞争比赛的成绩进行奖励的制度。换言之，选手之间会进行排名，所得奖励数额依排名高低而定。该阶段每名选手所获奖励的数额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表现，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表现。在该阶段，男性的成绩大幅优于女性。不仅如此，女性在非竞争阶段破解的迷宫较多，成绩要优于其在竞争阶段的表现。

女性为何会在竞争阶段表现较差，原因尚不明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奖励依比赛成绩而定的情况下，她们破解迷宫难题的积极性遭到了削弱。但另一种解释是，第二阶段的竞争环境造成的压力影响了她们的能力发挥。格尼茨和拉切奇尼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在竞争环境中的表现要优于女性。

另两位研究者——斯坦福大学的缪里尔·尼德尔和匹兹堡大学的莉萨·韦斯特隆——也研究了竞争环境下的性别差异，研究参与者在有偿的情况下完成需认真思考的任务——计算5个两位数的总和。然而，这一次，参与者可以选择是仅按自身表现获得统一标准的奖励，还是按相互之间的比赛成绩计算奖励金额。多达73%的男性参与者选择了比赛奖励方式，相比之下，只有35%的女性参与者选择了这一方式。这一巨大差异与男女参与者在实验中完成任务的相对表现无关。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因为许多女性参与者不论计算5个数字之和的能力如何，总会在竞争环境中感到较为不适，这是该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女性即便能力出众，选择比赛奖励方式所得奖励更高，也宁愿选择非比赛方式。

除了以上详细介绍的两项研究，还有数项研究也表明，男女对竞争的态度有别。还有研究表明，女性避免谈判的倾向性远高于男性。

竞争态度的两性差异或许至少可以部分解释高级职位的男女失衡现象。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舍温·罗森和爱德华·拉齐尔撰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将大型机构的升迁过程比作体育比赛。正如参加温布尔顿公开赛的网球选手，想在机构内升职的员工需“击败”几名对手，才能晋级下一轮。在组织体系内爬得越高，就越接近金字塔塔尖，竞争的激烈程度也逐级递增。

从金字塔倒数第二层到塔尖的薪金增幅往往是最大的，罗森和拉齐尔对此做出了很有意思的解释。他们解释称，在竞争的每一个阶段，一旦升职，你不但薪水和名望见长，还能得到另一项重要的奖励，即在等级体系内更上一层的权力。更上一层，则可获得更多的名利。冲击金字塔塔尖是无法得到这一额外奖励的，仅仅是因为额外奖励并不存在，至此再无上升空间。对此的补偿是，从二把手到一把手的薪金涨幅要高于其他所有等级升职的薪金涨幅。否则，机构本身就减少了在竞争中到达最高点的吸引力，从而降低了由最优秀人才胜任最高职位的概率。

升职竞争往往不如罗森和拉齐尔的模型那般一目了然，直截了当，但竞争肯定存在，而且其激烈程度无疑是逐级递增的。既然平均而言，女性避免竞争环境的倾向性要强于男性，或许就是因为这点，即便才能和升职机会不输男性对手，女性到了一定阶段也会退出竞争。正因为如此，一般而言，若为增加机构企业高层职位的女性比例，反对性别歧视的行动可能并非对症下药的政策。

在罗森和拉齐尔的模型中，反歧视行动可比作在跳高比赛中将女选手的横杆降低半英尺，这样做不会改变竞争本已存在的事实。女性习惯避免竞争本身，对整个过程的好感不会因此增加。实际上，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评判标准男女有别，知道这一点可能会伤害女性的自我形象，减少她们赢得竞争所能获得的满足感，从一开始就削弱了促使女性参与竞争的诱因。

更加有效的可行政策是，男女的评判标准相同，但首先增加促使女性参与竞争的诱因。可行的诱因包括在宣布胜负之前就对参与竞争的女性给予“奖励”，或增加女性赢得竞争的奖励（奖励形式可以是为获得升职的女性加薪或发奖金）。

竞争态度的性别差异无疑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竞争性为男性带来的生存优势要强于女性。雄性为争夺雌性配偶而进行的竞争是许多动物的特征。竞争性让人类男性在基因传播方面具备了进化优势。获得食物资源、狩猎、保护家人免遭猛兽或敌人袭击本身都是男性的职责（因男性肌肉多比女性发达）。从事这些活动须具备强烈的竞争心理。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食物资源稀缺匮乏、难以觅得，逃避竞争的男性会将自己和家人置于丧命的危险。

成见七：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冒险。

真相：几年前，研究男性睾酮激素的医学研究者发现，人体内的激素含量与手指结构之间存在不可思议的关联。这种关联非常简单，任何人只需看一看自己的手便可看出究竟：将右手张开平放在桌面上，测量食指的长度，然后再测量无名指的长度，并计算长度比。多数男性的食指要短于无名指，因此比率小于1。比率越小，体内的睾酮含量越高。二者在统计学上存在相关性，虽并非举世皆准，却仍然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统计学层面，睾酮含量高与性欲强、专注力强和肌肉发达也存在相关性。这种激素还有益于健康，可降低体内脂类含量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另一方面，睾酮也与一些负面现象有关，包括许多不良的行为特征。睾酮水平较高的人往往会染上烟瘾或酒瘾，睾酮水平较高的男性染上烟瘾的概率几乎两倍于睾酮水平相对较低的男性。高睾酮水平的男性还易出现暴力行为和冒险倾向。

但有关无名指的发现并未到此为止。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对比了数百名金融“日内交易员”的手指长度，日内交易员通常为投资机构和信托基金的代理人，负责迅速将股票买入卖出。在很多情况下，利用日内交易行内所谓的“杀价收买”手段，一只股票可以在一分钟乃至短短数秒内买入、持有、再卖出。

几乎所有日内交易员都是青年男性，在任何老板手下均只打短工，很快就会被别人顶替。剑桥大学的研究者跟踪了几名日内交易员的工作业绩，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食指与无名指的长度之比越小，交易员在买卖股票时有冒险行为的概率就越高，其所赚得的平均利润也越高。即便是投资新手也知道，风险越高，平均利润就越高，但看手指长度来预测一名交易员为赚取高额利润而甘冒风险的统计概率，听起来完全是天方夜谭，但这却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此外，还有多项研究发现表明男女对风险的态度有别。近年来，有一系列很有意思的研究意在了解青少年的行为，研究尤其侧重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过度追求刺激、挑衅行为和盲目犯险在13~23岁的青少年群体中如此普遍。该年龄段儿童的父母往往发现自己很难理解子女的行为，却不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行为。

研究表明，处于该年龄段的青少年大脑仍“处于发育过程中”，包括极端情况在内的新体验对其成人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据发现，青少年男女对冒险的态度有显著差异。该年龄段的青少年男性冒险的程度远高于女性，也高于年龄较长的男性。自古以来，在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多为青年男性，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对冒险的态度之所以存在性别差异，另一个原因是有关男性争夺女性配偶的进化发展过程。第十一章提及的“不利条件原理”可对此做出解释，男性可通过冒险行为向女性展示自己的胆量，这种行为特征表明其保护后代免于危险、获得食物资源的成功概率更高，在女性面前夸口自己愿冒风险的男性因此获得了进化优势。

但其他男性的在场也会增加男性冒险的冲动。有实验研究过男性在赛车模拟器中的反应，表明在附近有其他男性在场的情况下，男性的冒险冲动明显更强。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每次趁周末拿走自家汽车的钥匙，父母总是会提心吊胆。但实际上，若是儿子自己开车，没有载满满一车同龄的朋友，父母理应宽心一点儿。

自然选择对此也有影响，有一名或多名其他男性在场的情况下，冒险的冲动更强，其目的是恫吓潜在的求偶对手。19世纪，这一特征变得尤其突出，许多年轻人因一点点口角而挑起武装决斗，进而因此丧命。这一切，都得到了当权者的许可，无人因此遭到过审判。

成见八：男人喜欢比自己年轻的女人，女人对配偶年龄的重视程度较低。

真相：清晰无误、无可辩驳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多数已婚家庭中，丈夫的年龄都要大于妻子。但这是否能反映生理或文化偏好？

两大因素影响了有关夫妻年龄之差的社会规范：其一是男女的生育年龄之差；其二如本书前文所述，人类性生活的典型特征是长期、稳定的关系。在性行为均为一夜情的社会中，男人没有理由青睐年轻女子，而嫌弃大龄女子，前提是两名女子都有生育能力。在长期的一夫一妻制关系中，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达到生育能力上限的角度而言，只能与一名伴侣保持长期关系的男性所青睐的女性越年轻越好（前提是有生育能力），以确保日后能尽量多生孩子。

几年前，在芬兰进行的一项有趣研究意在确定要使子女成功长大成人的数目达到上限，结婚夫妇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最为合适。研究者的发现，来自17—19世纪萨米人[2]的历史记录，萨米人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原住民，研究选取该种族及所记载的历史时期是为了在不受现代医药影响的纯天然环境中确定最优年龄差。研究者得出的结论让休·海夫纳[3]和伍迪·艾伦[4]对配偶的选择有了一定的合理性：最优年龄差为15岁以上。研究所包含的夫妇年龄差跨度极大，从妻子比丈夫大20岁到丈夫比妻子大25岁均有出现。能保证健康子女数目达到上限的确切最优年龄差为丈夫比妻子大16.4岁。

一项后续的研究将侧重点放在了现代瑞典的夫妇身上，他们显然是最新医学进展的得益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优年龄差缩小到了6岁。但即便在现代西方社会，年龄差达到20岁以上的夫妇也并不罕见。并非巧合的是，年龄相差悬殊的现象在名人夫妇中间尤为突出，这主要是出于社会原因。他们结成连理是“交易”的结果，年龄较大的丈夫可以此展示自己活力不减，老当益壮，从而获得社会尊重，而年纪较轻的妻子则可获得社会地位和名利。电视明星拉里·金[5]曾被问及和妻子肖恩之间多达26岁的年龄差。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金回答道，“人们一看到我和肖恩，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年龄差。但我在此要说的是，她要是死了，那就是死了。”

成见九：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外表美丽的配偶，女人则比男人更喜欢事业有成的配偶。

真相：配偶的外在魅力对两性来说，都或多或少有一定重要性，因为在过去，这是显示身体健康和生育能力的标志。不过，对于人类来说，何谓有魅力因文化而异，远未形成举世通用的标准（某些面部对称性标准除外，已有事实证明，这些标准被极为普遍地用于定义美丑）。特定的文化对美丽有着特定的风尚，人们之所以会为其所吸引，主要与在婚配市场找到理想配偶所获得的社会尊重有关。也正因为如此，男人往往比女人更喜欢吹嘘自己的风流韵事。

论及事业有成的配偶所得到的青睐，情况就不同了。在史前社会，事业的成功体现为狩猎技能，优秀的狩猎技能可在两方面提高男性的魅力，这提高了他能够抚养多子女大家庭的概率。但或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优秀的狩猎技能或多或少是代代相传的，这也就提高了子孙后世出人头地的机会，构成了改善女性基因总体成功率的一大因素。

依此推断，女性的事业成功对求偶的男性也同样重要。但男女的“繁殖策略”并不对等，如前所述，男性出于进化原因，更重数量（即绝对的子女数量），女性则更重质量。配偶的事业成功对女性的重要性之所以要高过男性，这显然是进化论的原因。

成见十：女人比男人话多。

真相：2006年，露安·布哲婷出版了《女人的大脑》一书。在很多人的婚姻生活中，矛盾无时不有，对此该书做出了最终解释：布哲婷声称，女人讲的话是男人的3倍！布哲婷利用自己诊室收集的数据，总结出女人每天的平均讲话量为20000个单词，而相比之下，等量的男性数据仅为每天7000个单词。布哲婷将女性的大脑比作情感处理的高速公路，而按照这个比喻，男性大脑更像泥土路。她声称，这种差异可归因于睾酮的影响，睾酮让男人思性成瘾，妨碍了他们表达情感的能力。

虽然或许会有很多男人认为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布哲婷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她的著作出版一年后，马修·梅尔及其在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系的同事针对男女说话量的话题进行了一项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结论发表在著名期刊《科学》上。根据这篇文章，男女所讲的单词量并无区别，男女两性每天所使用的平均单词量均为16000个左右。这一发现所依据的研究利用了录音设备，设备贴在大规模抽样人群的身上。实验中讲话量最多的三名参与者均为男性，位居榜首的人每天平均的讲话量达到了47000个单词。然而，此处最重要的一点并非布哲婷或梅尔的详细观点，而是不论男女，竟有这么多人深信女人滔滔不绝，而男人则正相反。

为何现实与普遍的观感截然不同？研究关系的专业心理学文献探讨最多的现象之一就是所谓的“要求/退缩”，即一方请求（或要求）讨论双方关系中的问题，另一方却百般逃避对话（或退缩）。女性被冠以多嘴多舌的恶名，要求/退缩模式显然起了重要作用。199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者对此现象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在多数要求/退缩情境中，女性均为要求的一方，而男性则消极回应或退缩逃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激励了多名研究者尝试解释男女在要求/退缩情境中的不同角色。有人指出，女方提出要求，而男方有退缩行为，是因为男女两性处理感情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愈益显示出，情况并非如此。一项此类研究表明，要求/退缩情境中的主动方与被动方并非由伴侣双方的性别决定，而是由哪一方发起对话而决定。一般而言，发起方处于主动地位，而另一方则是退缩者，这与发起方的性别无关。2010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同性伴侣（包括男女同性恋）之间也会出现要求/退缩模式，出现频率与异性伴侣相同。最后，一篇2006年的论文表明，要求/退缩情境中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含有重要的文化因素。例如，对于巴勒斯坦夫妻来说，男女双方的角色恰好与常态相反。总而言之，这些研究均表明，在要求/退缩情境中，女性作为要求方并非情感处理机制不同所致。显然，两性关系中的女方寻求改变的次数较多，而男方则宁愿保持现状。

这样一来，要求/退缩现象仍有两个问题悬而未决。首先，为什么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寻求改变的次数多于男性？其次，为何处于“要求”接受方的一方（无论男女）往往会选择“不予置评”的消极反应，避免冲突，而非“予以回击”或对要求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毕竟，若是配偶之外的人提出我们反感的要求，我们往往会主动回应。

实际上，前文探讨过女性要求男性伴侣做出感情投入和承诺的进化论原因，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两性关系中，往往是一方（通常为女方）埋怨另一方不够忠诚、投入不足的时候，要求/承诺情境才会出现。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会用到博弈论的一些简单见解。为何处于要求接受方的一方会选择退缩？这与性别无关。实际上，这甚至与夫妻关系毫无关联，这一现象常见于多种深厚、长期的交往关系中，例如要求/退缩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很普遍（父母为要求方，子女为退缩方）。与要求/退缩情境有关的行为在交往双方之间形成均衡状态，在多数情况下，要求/退缩是双方长期协商的一部分，一方要求做出改变，但这改变却需要另一方做出巨大牺牲。

对要求进行消极回应的策略并不一定表明一方对另一方的需求兴趣寥寥，其目的是形成均衡状态，既接受部分要求，又不致对所提出的改变全盘接受。在重复互动中，这种“不予置评”的策略可能是均衡状态的一部分，毕竟有时沉默是金。

最后一个成见所涉及的观点耳熟能详，虽和两性差异并无直接关联，却与本章主题有关。

成见十一：同性恋有碍人类生存。

真相：几乎各大宗教的神职人员都经常提及这一观点，声称“造物主愿人类长存，同性恋永远无法繁衍后代，因此定然忤逆了神的旨意”。有意思的是，有些人世俗化到了极点，相信进化论，却也持同样观点，声称“进化的力量愿人类长存、繁衍生息，同性恋永远无法繁衍后代”。

这一观点不假，但对“亲缘选择”的理解流于肤浅，所谓亲缘选择即基因系的进化生存，物种的生存不仅得益于繁衍后代的个体，也得益于保证DNA相似的后代（如亲属）得以存活的个体。例如，工蜂和工蚁放弃了繁殖能力，全力照顾蜂王的后代，从而确保其基因系得以继续传播。这一现象不仅限于社会性昆虫。避免直接有性生殖所获得的进化优势在于，“不生殖”的个体没有了抚育自己后代的负担，即有精力为兄弟、侄亲等基因遗传相似的其他个体抚育后代，从而提高其生存概率。

2006年，知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可找到这一解释的实证依据。文章作者公布称，有长兄的青少年成为同性恋的倾向远高于没有长兄的同龄人。此外，文章还发现，若长兄（因被收养或儿童父母有离婚和再婚行为）并无血缘关系，同性恋倾向较高的现象并不存在。这表明，同性恋倾向增强的根源是生理原因，而非社会影响。（同一母亲的次子和三子与长子在生理上有何差异尚不得知，但举例而言，其卵子或有可能在首次受精之后发生改变。）在很多情况下，长兄有自己的孩子需要抚养，弟弟则会分担抚养的责任。

须注意，这一解释与当代世界的同性恋照顾侄子、侄女的次数是否多于异性恋无关，影响这种倾向的进化压力来自数万年前。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在同性恋能带来进化优势的情况下，进化选择了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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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导致的两性差异早在人类文明之初就已形成，彼时的自然环境与如今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大相径庭。对个体而言，这些差异有不少早在数百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年代就已经丧失了进化优势。社会机制改变了人类的特征以适应新的环境，无疑也改变了我们性格与情感反应中的不少部分。

百年来，屡屡有女权运动和政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消除差异。尽管如此，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两性差异仍然痼疾难除。原因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不止一个，但我认为，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某些男女有别的具体特征或许已不具备进化优势，但两性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点本身对人类及两性仍具有巨大的进化优势。男女差异可以凸显性征，增加性魅力，从而促进繁殖，模糊自己雄性特征的男性和模糊自己雌性特征的女性均降低了自己争夺异性配偶的成功率。

即便某些情况与寻找情人毫无关系，人们仍然认为男人凸显男子气概和女人凸显女性气质才算富有美感和魅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模糊外表上的性别差异，反而愈加强调。当今社会，很多极其自由和开明的人士（是女人的话）仍然会化妆，或（是男人的话）穿着凸显男子气概的衣物。

我们看重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其原因和看重外观差异的原因相同：试想一下，在你认识的夫妇中，两人同车的时候，有几对是妻子坐驾驶座的次数多，有几对是丈夫开车的次数多。在家里做饭的多为丈夫的家庭与多为妻子的家庭相比又如何？

某些细微的性别差异因久远的进化条件而形成，久而久之会逐渐增强，愈加突出，而不会销声匿迹。正因为如此，尽管如今已经很少有女性需要用母乳喂养婴儿，丰胸手术却大行其道。也因为如此，尽管由于科技与经济的进步，在为子女寻找食宿方面，强壮身体的用处已经荡然无存，男性却仍然对健身房趋之若鹜。

[1]拉里·萨默斯，即劳伦斯·萨默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曾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及哈佛大学校长，并为研究宏观经济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译者注

[2]萨米人，也称“拉普人”，是生活在北欧拉普兰地区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3]休·海夫纳，美国实业家、杂志出版商、世界著名色情杂志《花花公子》的创刊人及主编。2012年12月31日，休·海夫纳迎娶了第三任妻子——年仅24岁的英国金发美女模特克丽丝泰尔·哈里斯。——译者注

[4]伍迪·艾伦，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喜剧演员、作家、音乐家与剧作家。1997年，伍迪·艾伦娶年仅27岁的养女宋宜为妻。——译者注

[5]拉里·金，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有“世界最负盛名的王牌主持人”之称，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拉里·金现场》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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