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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作者：祥钧

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各种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如雨后春笋。1916年1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办，主编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叶楚伧，邵力子任总经理兼《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6月16日，《觉悟》副刊首次在《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特色。为了便于保存和查阅，每月还发行《觉悟汇刊》一册，每册内容30余万字。

邵力子

《觉悟》副刊的影响极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写道：“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主要指的就是它的副刊《觉悟》。利用《觉悟》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是邵力子的一大发明。《民国日报》的社论一般是由叶楚伧操刀，《觉悟》则由邵力子负责，叶楚伧给《觉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进字纸篓；而《觉悟》常发表与《民国日报》社论唱反调的社论，造成了《民国日报》正版大家不看，争看副刊的现象。

邵力子还大力汲取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办报的养料。这个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清晰明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邵力子读后如梦初醒，十分佩服，对李大钊的文章每篇必读。他还向陈望道借来许多日文版的马列著作，用“和文汉读”的办法认真研读，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邵力子主持的《觉悟》副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达950篇左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他自己亲自撰写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底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觉悟》副刊

另外，《觉悟》对马列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早期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早期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萧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计200多篇。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外，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使其影响力进一步增大。如鲁迅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间，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记、小说、翻译作品14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上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出版的小说集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在邵力子的主持下，《觉悟》办得有声有色，名噪全国，同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京报》副刊并称全国“四大副刊”，为宣传社会主义、启迪青年的思维、促进国民的觉醒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当时他还在复旦大学做兼职教授，他在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邵力子感到振奋，认为只有苏俄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地介绍苏俄的相关情况。

1919年5月5日，邵力子在报馆值班，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立即决定采取行动。他于当天夜里通宵工作，亲自编排好有关五四运动的版面，在报上以大篇幅醒目位置予以报道。第二天，他又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会没有吗？赶快行动起来吧！”受到爱国热情的激荡，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他高校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进行宣传，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响应北京学生，上海学生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邵力子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更贴近了。1920年，他在上海参与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他自己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分工是南方陈独秀负责，北方李大钊负责。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1月下旬，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联络邵力子等人，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从苏俄来华援助中国筹建党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夫妇。在这之后不久，由陈独秀和邵力子为主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定一、戴季陶、杨明斋等，研究会由陈独秀负责，活动地点分别在陈独秀家和邵力子家。研究会成立后，迅速地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学校，吸收一些有觉悟的女性来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研究会还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作为马克思研究会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十分急迫。1920年他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他还告诉张国焘，已经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和在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约在1920年8月底，趁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成员有陈独秀、张国焘、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9人。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现在又担任着国民党的官职，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希望加入共产党组织。为此，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内虽是共产党员，但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员，他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因为邵力子时间紧，白天要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要到报馆工作，他还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总会的工作，这些职务，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活动为宜，也便于发挥一般党员不能发挥的作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对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推动作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等刊物。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邵力子、李达、陈望道和李汉俊。同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继续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还积极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他为党的一大召开而操劳，但没有出席会议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邵力子家中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大会文件，还参与了会议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这里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由于各种因素，邵力子没有出席这次意义深远的大会。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不久，有陌生人闯入，会议代表迅速疏散，接着法租界巡捕房就来侵扰，估计此地已经被反动当局给“盯”上了。会议还没有开完，怎么办？大家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召开了，要到外地去开。这时，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和邵力子分别提议转到嘉兴去开比较好。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他有一个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的一个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

中共一大会址夜景

当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时，邵力子相应地在《民国日报》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光亮”的《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一文，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他义正辞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邵力子特意在此时发表该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公开的理论献礼。

身跨两党，主张国共一家

在国共合作早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多，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则只有一两人。邵力子作为先国民党后共产党的特殊党员，对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被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学。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参加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改组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邵力子参与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引起了上海反动当局的注意。上海护军使秘密下令缉拿“布尔什维克分子栗子（指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离开上海。他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第二次东征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在黄埔军校，邵力子与周恩来心心相映。周恩来经常为军校学员讲课和演说，宣传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详细解释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原因，指出工农大众解除痛苦的办法。周恩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设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在讲课中则发扬了周恩来的思想，他说：“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对周恩来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更是积极响应。

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批准，邵力子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小组公开过组织生活。邵力子对周恩来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扩大了中共在军校中的作用和影响。

1949年，邵力子等人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合影。右起：周恩来、江庸、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杨尚昆

邵力子在黄埔军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进倾向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以期改造国民党。有一次，他拉着已是青年团员的文强的手，说：“国共是一家，CY（青年团）是CP（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

服从大局，遵照组织决定退出中共

邵力子身居国民党要职，同时又是中共党员，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几欲设法让邵力子脱离中共，但碍于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不便明确要求。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谭平山出席，这样邵力子就不能保留中共党员的身份了。为此，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邵力子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员的单一身份。不久，邵力子在与谭平山赴苏联出席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专门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需要才作出这样的决定的。”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从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在以后的20多年里，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元老，长期在国民党上层任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国共全面内战的风风雨雨，但岁月的风云始终没有改变邵力子当初加入中共时探求民主、向往光明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