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火雄

45年前，《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广泛震动了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继而衍生的争议和论辩，逐步将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向纵深。胡福明作为该文初稿的执笔者，从此备受瞩目。

一、胡福明决意“文责自负，一人做事一人当”

经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以雷霆之势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1977年，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同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常务工作。

华国锋和胡耀邦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曾共过事。当时，胡耀邦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挂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两人合作良好。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向《凤凰大视野》透露，湘潭的“四清”工作结束后，华国锋与胡耀邦一道在井冈山黄洋界、毛泽东故居合影留念。在华国锋要求和支持下，胡耀邦部署中央党校复校开学事宜，筹办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组织召开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指导工作人员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推进拨乱反正。胡耀邦不久兼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饱经忧患的中国不断迎来新气象，与此同时，一些“左”的理论仍禁锢不少人的思想。尤其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以下简称“两个凡是”），要“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与“两个凡是”过于绝对、盲从不同，邓小平强调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要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应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

◆1978年4月，胡福明（左）与《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在北京天安门合影。

“两个凡是”见刊后，同样引起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关注。胡福明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主修新闻专业，后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研究班毕业后，因妻子张丽华无法从无锡调往北京，胡福明坚持回了南京，被分配到南京大学政治系（现为哲学系）担任助教，开设毛泽东思想课程，主讲《毛泽东选集》。“文革”爆发后，胡福明一度成了“黑帮分子”遭到批斗。有一年国庆节，胡福明等人被“红卫兵”训话：“国庆节不是你们的，你们只能在家里规规矩矩，不准外出。”陡然有种被剥夺国籍感的胡福明对此极为惊诧。这样的求学、工作背景，使他对时政保持着敏锐感知。“四人帮”垮台，胡福明和同事一道喝酒、吃螃蟹以示庆祝。胡福明胆大，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委分别召开首次揭批“四人帮”大会时，他都是第一个发言。胡福明还在南京大学学报刊发了《评张春桥〈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文，论证不能再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等议题。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手稿。

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下，想要写作质疑和批评“两个凡是”的理论文章，无疑会面临极大压力。后来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胡福明回忆称：“我想了很久，决定批判它，古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笔和嘴巴两件武器，所以我决定拿起笔来。但我没跟同志们商量，决定一个人写，文责自负，一人做事一人当。”

二、杨西光准备把专刊稿改发《光明日报》头版

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1977年7月初，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进了工人医院（现为江苏省人民医院），需要做手术。晚上陪护时，因病房还有其他女病人，胡福明不便在房内照顾，于是就在医院的走廊里查阅带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著作，把涉及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整理出来，寻找论据，构思提纲。到下半夜，他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儿，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一个星期后，胡福明的妻子出院，他的文章也有了眉目，所拟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月下旬，胡福明完成了约8000字的初稿。文章引经据典，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普遍性，最后批判“四人帮”和个人崇拜之风。

胡福明自言不敢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投稿，但他很快想到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为南京人，此前不久，他受《光明日报》委派，赴宁参加了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以便为该报的《哲学专刊》组稿。研讨会旨在揭批“四人帮”。会上，胡福明认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调。他的发言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当时，“唯生产力论”仍容易被视为是“修正主义”的。胡福明发言后，当场遭到某些人的反驳，称其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不符。主持人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会议期间，王强华向胡福明发出了约稿邀请，建议围绕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相关主题展开。

胡福明最初给王强华寄了两篇文稿，除《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外，另一篇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由于王强华正在南京、上海出差，直到12月才返京。为此，胡福明投稿三四个月都未收到光明日报社的反馈。王强华审读胡福明的来稿后，决定采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压缩了部分篇幅，然后按报社正常发稿程序签发。1978年1月，王强华将样稿寄给了胡福明。《王强华：〈实践〉数易其稿的亲历者》一文详细记载了王强华对此文的修改建议：“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您的文章立意是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7张修改样稿。

不仅如此，王强华还请光明日报社领导小组成员、理论部党支部书记马沛文审读胡福明稿，他们又作了修改，直到认为可以在4月的《哲学专刊》（第77期）刊发了。按惯例，专版文稿最后须经报社总编辑审定。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刚从中央党校受训结业，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找王强华谈话，明确表示：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准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还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

三、胡耀邦加上了“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等字句

正当光明日报社为胡福明一文不断打磨之时，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其他范围内有了新的进展。孙长江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职务，他接受《海峡都市报》采访时表示，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在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强调过工作也要看实践。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组织下，孙长江负责起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人民日报》发表了邵华泽（后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重申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人民日报》继而又刊发《标准只有一个》，开宗明义：“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但这篇千字文刊出后，有不少读者来信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会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

1978年4月，恰逢胡福明进京开会。得知消息，杨西光嘱咐王强华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来，商议如何进一步修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杨西光了解到中央党校方面也在组织撰写实践与真理标准主题的文章，于是把孙长江一道请来。4月13日晚，马沛文、王强华、胡福明和孙长江聚集在了杨西光的办公室。据胡福明回忆：他与孙长江有师生之谊，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

◆1978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参照修改建议，胡福明白天参会，晚上改稿，作了新的修订。

胡福明返回南京后，光明日报社和中央党校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进行了数次修改，尤其是融合了孙长江的许多论述。杨西光等人此前一度提出要正面批评“两个凡是”，以便更好地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修订稿写道：“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但鉴于“两个凡是”的出台，毕竟是经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的，还是柔和处理为宜。并且，华国锋和汪东兴当时分别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之职。修订稿于是被删掉了“凡是”字样，改为相对含蓄的表述：“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吴江另对文稿作了斟酌，他特意补充引述了华国锋的言论，即“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另外，修订稿大标题中增加了“唯一”两字，新提炼了小标题。

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成员沈宝祥回忆，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开会时，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以商量的口吻建议再稍微改动一下，即将“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修订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此外在文章结尾处加上了“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至此，前后历时近9月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终敲定。

四、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

为了促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顺利公开刊发、扩大影响，同时尽可能规避政治风险，该文于5月10日首先刊载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上，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翌日，《光明日报》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的《光明日报》头版还有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的报道。对于“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一署名，杨西光事先征求了胡福明的意见，得到同意。关于这篇文章的署名问题，后来一度引起争议。杨西光于是组织光明日报社人员，整理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经过》，认为“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支持并审查同意的。《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的上述几个同志（即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和吴江、孙长江）支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时隔多年之后，每每接受采访时，胡福明也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光明日报》上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6000多字，文章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实践论》等文献，重申了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论述，同时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胡福明、孙长江甚至都做好了可能会坐牢的准备。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写道：我一看到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认为原先对真理标准的表述就包含“唯一”的意思，加上“唯一”两个字的意义无非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具有排他性、针对性，是一元的；如果坚持真理标准是“两元的”或“多元的”，那么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不是糊涂，便是有意搞折中主义的把戏。

事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报后，有人认为刊发该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类似的责难随之而来。有人传话：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就连“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也被视为另有所指。在少数特定场合，胡耀邦、杨西光等甚至受到过“点名批评”。中共中央有的宣传机构和部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立场。《红旗》杂志就曾游移于是否刊发谭震林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约稿文章，因其中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谭震林为此发了火：“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谭震林的文章最后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邓小平阅后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

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直言不讳：“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进而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文《华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再次出席全军政工会议 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胡福明后来回忆，“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很快，《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尤其是吴江所写的万字长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经胡耀邦、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定、部署后，6月24日率先在《解放军报》刊发，且同样用的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打破通常次日转载的惯例，当天即转载，新华社同样当天转发。文章刊发前，罗瑞卿专门致电《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表示：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我愿挨五十大板。

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各省区军政要员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集专家学者座谈，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茅盾在《人民日报》刊文《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好的创作源于生活，作品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等观点。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举办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陈翰伯以及叶君健、任溶溶、严文井、叶永烈等共200多人参会。会议明确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倡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少儿读物创作和出版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以优秀作品解决“书荒”问题。1978年复刊后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登了周谷城教授、漆琪生教授、夏道行教授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7篇笔谈文章，胡曲园教授发表了《论真理没有阶级性》的专论。

◆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为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十周年的题词。

1978年年底，前后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举行。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公报同时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真理标准大讨论改变了国家命运。胡福明的个人命运也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生了变动。他不久便从南京大学教学科研岗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历任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光明日报社社史展厅内，至今收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7张修改样稿。看着这些略已泛黄、充满圈点的痕迹，不由令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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