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彼此信任的网络

简和她的朋友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简不会依赖别人。这名女性全然独立自主，透过阅读、思考与写作来自行研究。不过事实上她并非离群索居，而且还交游广阔。简的家里总是有访客，就算玛丽·马尔法拉尽全力收拾，也无法维持整齐。家人对简来说很重要，而且她并非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多伦多，她得以有那么多作为，都多亏了与他人的合作。在智识界，简也广结善缘，这可以从她所有著作结尾一长串的注释与感谢名单得到印证。人们可以亲身或透过书信接触她，她也可以由此受他人影响。简·雅各布斯是社交型，会一边啜饮着鸡尾酒分享想法，一边享受着朋友对自己的关注，而且乐在其中。

艾伦·利特尔伍德是简在20世纪70年代认识的朋友，这位建筑师在“圣劳伦斯”计划中位居要角。提起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奥尔巴尼大道上举行的派对，他是这么说的：七点抵达派对，简担任酒保的儿子吉姆马上就会帮你调来一杯金普森金酒配小洋葱的马丁尼。对于利特尔伍德这位水晶迷来说，这家人的杯具可以用“七拼八凑”来形容，一点都谈不上优雅，八成是从当地的廉价大卖场“诚实的埃德”（Honest Ed's）买来的。“但她还挺为自己的选择骄傲呢！”大家随兴地聊天，一边配着奶酪和椒盐卷饼喝酒，简有时候会谈起在纽约时的往事。“然后简离开，到厨房去备好晚餐”，利特尔伍德回忆道，餐点（太）经常以猪肉作主食。

大家坐定准备用餐时，大概已经八点半或是九点了。空间里充满了期待的气氛。“大家会等待简开场”，谁能让简打开话匣子？或者“简接着会说什么呢”？一些带着挑衅意味的问题或某个故事可能会让她聊上一阵子，之后她就会离席。时至今日，利特尔伍德还会一边说一边摇着头，赞叹道：“你不能否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有强烈个性的人。你得承认她使人敬畏。”

她有本领谈论任何事，而她也确实无话不谈，唯有宗教这个主题好像故意避而不谈，或者也许只是单纯觉得无趣。“引用《圣经》显然会惹简不高兴……我从未找到（和她）谈论宗教的方法，从来没办法突破她的辩论防线。”然而，除此之外的任何主题对她而言都如囊中之物，能够侃侃而谈，从不退却。在简的回应之中，她有时候会“考虑你的观点”，使她看起来状似没有主见，但利特尔伍德说，简和人辩论起来时的态度截然不同，“谈到自己的主张时，她是充满自我意识且骄傲的”。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露西亚·雅各布斯曾与简和鲍勃同住了一段时间。露西亚是鲍勃的堂兄约翰·雅各布斯和太太卡蒂亚的女儿，当时正在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和简的女儿伯金一块儿住在家中的二楼。伯金刚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搬来，帮助她哥哥吉姆建立刚成立的高科技电池事业。露西亚说，对简而言，辩论是一项“地道的家族运动”，也是他们家族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概念就是“先有一个原创的想法，然后开始争论”。在无数辩论之中，她曾和简有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简认为“手足”（sibling）一词只是个无用的术语，“根本就应该从字典中删除”，直接用“兄弟”或“姊妹”就好了。露西亚回忆道，她们俩就这样反复争论不休长达五个小时：“那真是一场精彩的论辩啊！我们两人都想要辩论到底，真有意思！”

尽管并非每次争论都有趣，但都必然热血澎湃。简是一个“丝毫不留情面的战士”。在露西亚眼中，简从不虚构事情，然而“她也从不需要去做任何研究……她就是见多识广”。例如，她铺陈争辩的主轴时提到“在古老的中国……”，无须怀疑，她说的肯定正确。身为简的朋友、住在对街的邻居利子·阿迪尔曼，说简知道与曲棍球护垫相关的一切，包括是怎么制造的，“她就是懂得很多冷门知识”。

露西亚回想到，简当时已经70多岁了，不怎么谈论性，但是堂叔鲍勃就不一样了，不时就爱讲个有色笑话，而且似乎挺乐在其中、兴致勃勃。她也记得有一次鲍勃坐下来吃法式咸派，上头堆满了大约半磅的奶油，而他毫无顾忌地大口享受，吃完了直说还想吃。是鲍勃挥洒的设计巧思让他们的家成为独特而让人难忘的地方，可“简在这方面就不在行”。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尽力地配合对方。露西亚认为，女人通常更需要一位像是兄弟而非老套父亲形象的人，“而简和鲍勃在彼此身上找到的，正是这种手足般的情感”。有时候露西亚会一大早就撞见他们把对方逗得大笑。

然而，这并不代表鲍勃或其他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的辩论与简势均力敌。据露西亚观察：“家族成员尽管都颇有自己的意见，但没有人拥有（像简）那般的直觉。”残酷的事实是，其他的成员犹如“简的拙劣模仿者”，她是这个非凡家族的“炉心火”“唯一的天才”。露西亚继续寻思贴切的比喻，将整个家庭形容成“一个蜂巢，而简就是那只蜂后”。在某些方面，这其实让其他家族成员“不好过”，“因为这好比跟宙斯生活在一起”。

终于有一天，露西亚发难了。现今已是加州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的她，在刚开始走上传统的学术路线时，简“有点轻视我当时走这条路，她说如果你有胆量就不需要这些”，简指的是同僚、研讨会和校园里的常春藤。此外，长时间在实验室工作的露西亚无法完全适应雅各布斯家族以厨房餐桌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她“想要晚上十一点回家时，还能自在地吃着花生酱三明治”。当露西亚宣布她要搬出去的时候，简摆出了一副“很坚毅的表情”说：“噢，当然可以，真遗憾！”露西亚的直觉告诉她，她的这个举动让简觉得受伤。

简觉得受伤吗？不论她有没有伤心，她们很可能从来不会开放地谈论这件事。情感不是简倾向于讨论或探索的主题，这并不存在于她构成的那个浩大又包罗万象的世界，更别说她在社交方面的敏锐度不佳。艾伦·利特尔伍德谈到在一场公开活动中，有两位建筑师试着重述简的想法，但却误解简的本意。于是简站起来挑衅地说：“这完全不是我的想法。”“这真愚蠢！”那两位建筑师饱受打击，于是悄悄溜走了。简在事后问利特尔伍德：“你觉得我伤了他们的心吗？”

利特尔伍德答道：“没错，简。你的确让他们伤心了。”

简不是有意的，因此心里不好过。在利特尔伍德眼中，她的这种举止使她显得“像个小女孩”。有时她单纯就是“脱口而出”。简不是那种会站在舞台上等着对方说完台词，按照剧本接下去说，并且知道何时应该噤声、何时该继续说的演员。“简不会顺着接话，她更在意的是就事论事”，不论谈到什么主题，“这种倾向使她无法兼顾自己那原本善良的天性”。

简和朋友的情谊似乎很少到达彼此亲密交心的地步，并不像后来的世代那样会与人“分享”心情。露西亚·雅各布斯说：“我从未听过她谈自己的感觉。”她的朋友利子则说：“事情过了就过了，她不会多愁善感，也不会发牢骚。”曾经有一位朋友刚读完知名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撰写的关于忧郁症的回忆录《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向简坦露自己经常抑郁低潮的各种状况，可是最后却带着失望甚至有点受伤的心情离去。这位朋友说，简似乎根本不懂什么是忧郁。

关于个人或是私密的领域，利特尔伍德说，“在雅各布斯家族的人身上，从来都看不到这些”，“简从来不会用自我的角度谈论自己，情况从来都不会是关于个人的”。简和家人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谈论各种想法，围绕在创造、进行与思考这些宏大的议题。例如和城市规划师肯·格林伯格（Ken Greenberg）交谈时，她就会论辩多伦多的某一项计划的优点。在兰登书屋加拿大分部担任编辑的安妮·科林斯（Anne Collins）自1998年以来与简合作，她记得简“对于书籍和想法有着无所不包的广泛兴趣”，也记得曾经跟她讨论到医药研究，或是关于作家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但是很少触及儿童话题。“一旦和简一起工作，她就会想知道你脑袋里的所有想法”，而且每次和她聊过之后，你总是会被她感染，“觉得自己似乎变得有趣多了”。仅仅透过跟她说话，自己身上似乎就能产生明显的化学变化。

简的朋友艾伦·布罗德本特（Alan Broadbent）谈到，有一次他从中国带回了一些觉得简应该会有兴趣的照片。“你想看吗？”他问简。这些照片是在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市拍的。她当然想看，但是她看的方式还真特别！从照片里可以看出，拍摄地是一个回民区，有着低矮的建筑物、狭窄的巷弄，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力车或动物拉车，还有小摊贩。一个男人拿把剪刀坐在凳子上，就是个露天理发院。“她看得太入迷了”，花了超出预期的时间看着——或者说看进——每一张照片。这个片刻烙印在布罗德本特的记忆中。他从来没见过谁像简这样专注地观察眼前所见。

如果能成为简如此关注的对象，可说是她对你最高的赞扬了。1978年简结识罗伯塔·布兰德斯·格拉茨时，蕾贝塔是《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记者，刚获得了一笔补助金以出版她的第一本书，书名是《活着的城市》（The Living City），收录了一系列城市规划成功的故事。杰森·爱泼斯坦当时担任格拉茨著作的编辑，他告诉格拉茨“一定要北上到多伦多去拜访简”。后来简邀请格拉茨住在她家，“她热情地招待我，让我（马上）有自在放松的感觉”。她记得当时餐桌上摊放着一幅大拼图。到了喝咖啡的时间，简把一些生咖啡豆洒在锅子上炒熟再研磨成粉，这一切就在她眼前完成。这次的首度造访，格拉茨在简的家住了两三天。简会好好安排，不会让访客占去她自己的工作时间。白天，格拉茨被送到多伦多市区参观游走，到了晚上，“我们就坐在她家的餐桌边交谈”。格拉茨很明白，那是她接受简教导的时机。“我对于能得到她这样多的关注，不胜惶恐。”

在接下来的几年，将近40岁的格拉茨和简成为朋友。她们发现彼此其实早就有交集：蕾贝塔的先生在纽约经营一家金属制造公司，曾经向弗拉斯公司买原料，而简在就业生涯之初曾经在这间公司工作。她们两人都有小孩，但是很少谈论孩子的事，大部分的话题都围绕蕾贝塔的工作，当时她在为从撰写新闻报道转换为写书而感到困顿。简会陪她坐下来，一起逐字逐句地修正那些有问题的原稿。

1978年，在她们的一场讨论中，简先为蕾贝塔的写作策略确立了一个要点，她说：“我觉得从南布朗克斯区切入会是挺高明的手法。”但是她接着说，这个部分仍然有待加强，“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指出这一点”。1很快，她们俩就热切地讨论到那个年代的“城市宅地”（urban homesteading），以及美国在19世纪初订立的原始《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她们唯一的意见分歧在于，简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相当薄弱。“别再管当年那个给予自由黑奴‘40英亩地和一头驴’的法案了，”她告诉蕾贝塔，“那不过是个转移焦点的政治把戏。”简逐步地引导蕾贝塔转向研究宅地历史，并且援引一篇针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著名演说《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以及土地补助的学术论文，借由扎实的事实以及细致的辨别来巩固她的论说基底。回到当初，“是政府让那些开拓者拥有土地……但是你不能说现在的‘人民开发社团法人’（People'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要求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们要的只是一种类似的东西。”

另一次，简对她说：“我对一个字有意见，而这也代表了你不时会发生的某个状况。”她开始念蕾贝塔的草稿中的一段，“他们已经针对它的完成度……”，然后解释她认为的问题所在：“‘针对’是现今在官僚体系十分流行的一个用语”，暧昧到极点（在简听起来，这可能就像“手足”这个词，非常不明确），“这只代表一件事：你这段时间读了太多机关的报告书与备忘录”。

在初稿才刚刚浮现雏形之际听到这样尖刻的评论，可能会叫人难以接受。但是幸亏蕾贝塔脸皮够厚，她承受得了，且对于能得到简这样的关切心怀感激。“这是她为我做的栽培的一部分……她对我正在做的事感兴趣”，即使这些栽培合起来像是一个编辑对作者“爱的督促”。

艾伦·利特尔伍德是另一位体验过简如沐春风一面的人。他在“圣劳伦斯”计划成功之后那几年过得不顺，经历了一段受挫而阴郁的岁月。简想要提供一份津贴“好帮助我渡过难关”，但是他婉拒了。在他另一个低潮时刻，简拿了一本自己的书，签名题词送给他。他回到家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单纯地写着“我爱你——简”。“她就是懂你。”利特尔伍德如是说。她了解那些充满智慧或是激励人心的动人话语都比不上这简单的一句，就足以将他从谷底拉上来。简的朋友利子说，她似乎能接纳所有的人，并且在那个人身上看到“某种个人独有的特质”；她就是有本事剥开大家有点疯狂的保护色，看清每个人的本质，并且提供所需要的协助。

从这个方面来看，她当然称得上是最棒的朋友。有一次，利子被指派担任一场活动的口译员，其中牵涉一些特殊的植物学专有名词，简马上动用她的博学与智慧伸出援手。简的侄儿戴克当时住在雅各布斯家，他记得自己一回到家，就看到简和利子趴在桌上，周围堆满字典和书本，深陷在关于果树、花期、优质的梨子特性等“速成课”里。（简很喜欢吃水果，她对于食品杂货店总是只卖三四个品种的苹果感到厌烦，她也做过一份记录，其中洋洋洒洒地罗列她长年以来品尝过的上百个品种。）

夏季，简和鲍勃经常和利子以及她先生席德一起在爱德华王子岛度假。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十个省份中最小的一个，它确实是座岛屿，以农业为重，到处都是农田与果蔬园，种满了你在城市超市从未看过的蔬菜。简和鲍勃搬到奥尔巴尼大道之后不久，利子和席德夫妇就开始邀请他们一起到这里度假。多年以来，他们经常与孩子们同行，弟弟约翰夫妇有时候也会加入。他们通常会待上几个星期或是一个月，住在一间朴实的小屋里，它属于一个大约可以容纳50个家庭的悠闲夏季度假村，占地半英亩，和岛上的主要城市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相距数英里。2以记者为业的席德喜欢从小屋前长满青草的小径，一路走到海边，躺在岛上特有的红色沙滩上，享受不知天下大事、没有电视的日子。简需要防晒，因此总是戴着帽檐很宽的大帽子。他们会去挖蛤蜊，吃大龙虾，参观灯塔，一起做果酱。在这远离尘嚣的田园仙境，随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用餐、阅读、聊天、大笑，这样的生活还真不赖。

就我们所知，那些年一起到爱德华王子岛度假的还包括另一位“访客”——仓鼠斯派西（Spicy）。她是简长子吉姆的女儿凯特琳（Caitlin）的宠物。有一天，简在照顾当年大约9岁的凯特琳时，两人合编了一个故事，这则故事之后由露西亚·雅各布斯拍成了得以流传至今的一段影片。故事里，斯派西离家独自来到爱德华王子岛。简在影片中向观众展示，很可能是从娃娃屋里取出的迷你梯子，说它就是利用这个梯子跑走的。“我最好赶快告诉凯特琳这个坏消息。”她对着摄影镜头说。简的表情有点僵硬，显然不是当演员的料，接着她走进雅各布斯家客厅的“注册商标”——红色的电话亭里去打电话。故事接着描述斯派西，它正在找寻横跨加拿大东部1 000英里的方法。它问一只鸟：“怎么样才能到爱德华王子岛？”而必然是由凯特琳配音的那只鸟回答说：“只要一路往东就对了！”这句话成了后半段旅程的颂歌：一路往东！最后，在一场险恶的暴风雨中，斯派西终于跳上一艘开往爱德华王子岛的船。露西亚用她那媲美奥斯卡水准的运镜技巧，上下起伏，传神地呈现出暴风雨的原始力道，同时也让我们一窥如今人生角色已经变成祖母的简的模样。

凯特琳约4岁到8岁时，经常在午后被带到简的家中。她们会玩各种游戏，像是“救护车”或“解门锁”，或者“保护水果”等等；最后一项游戏的玩法是要保护简的水果盘，以免被猴子和老虎抢走。在过程中简会不时离开，回头去做自己的工作，留下凯特琳自己玩一阵子。凯特琳如今回想那段日子时说道：“我很喜欢待在祖母家的时光。”露西亚·雅各布斯和她的母亲卡蒂亚一样，向来都对简那种随性的教养方式不以为然，但是当露西亚和简一起住在奥尔巴尼大道，得以近距离观察简和凯特琳相处的情景时，她发现简“是世界上最棒的祖母，这完全挽回了她的声誉”。

1989年，年满6岁的凯特琳已经懂事，简将她出版的童书《帽子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Hat）题献给凯特琳（以及凯特琳的表亲拉里萨［Larissa］，也就是奈德和玛丽·安［Mary Ann］的女儿，还有简自己的三个小孩）。

1987年夏天，牛津大学出版公司加拿大分部的编辑理查德·泰勒基（Richard Teleky）接到简的来电，她从一个邻居那里得知他的电话号码。3 20世纪50年代，每次在全家开车前往长岛的漫漫长路上，简就会和小孩说蒂娜（Tina）的故事，她是一个身材只有花生米那么大、顽强勇敢但老是惹上麻烦的小女孩。如今，蒂娜成为简一本著作的女主角。泰勒基的同事们希望他们可以成为简的固定出版商，但并未如愿，简只是想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这本童书。于是泰勒基跟她签约，并且网罗了艺术家凯伦·雷楚赫（Karen Reczuch）来负责这本书的插画。“我真是太激动了！”雷楚赫说，这是她初试啼声的插画书，“然后你发现自己竟然是为这么出名的一位作者画插画——‘要和简·雅各布斯合作一本书！’”

雷楚赫的画十分动人，画中的蒂娜留着和简类似的侍童头及肩短发，戴着手套、围巾和耳罩，非常可爱。这本书的故事也很吸引人：

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出息，蒂娜首先想到的是制作一些小小的复活节彩蛋篮，而且要尽早开始，以便在下次复活节到来前，可以做出很多篮子来卖。于是她把十个花生壳一字排开，用有香甜味道的干燥罗勒叶当衬底，然后装满小红莓、蓝莓和豌豆。它们看起来像极了用来放迷你彩蛋的可爱迷你鸟巢。但是过不了几天，这些莓果就开始腐烂，豌豆也变得皱巴巴了。4

这本书出版后，一位朋友写信给简，说他觉得这本故事书很“引人入胜”，5但它实际上销售欠佳，也几乎没有人撰写评论，6于是很快就在书市销声匿迹了。雷楚赫说道：“我从其他插画家和作者那儿得到的反馈是，他们认为这种故事已经有点过时了。”如果是在这些故事刚成形的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读者的反响也许会更好。到了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如雷楚赫所说的，“儿童文学已经大为改观”。

一如简在写给成年读者的书里取材自真实世界的事物，蒂娜的生活也充满了这类东西，像是洞穴与嘉年华、相机和独木舟。此外，可想而知，我们显然可以从蒂娜的娇小身躯上窥见简的身影：勤勉用功、足智多谋，而且随时整装待发，前赴下一场冒险。也难怪故事里的蒂娜有一天会郑重地说，要带着相机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上去拍大脚怪。

“但是，大脚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呀！”她的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蒂娜回嘴道，“你记得那名失踪人口调查局的警察吗？”

故事中，有一次蒂娜被绑架，她父母曾向这名警察报案，并描述说他们的女儿只有2英寸高。

“他不也说我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吗？”7

诚实守法或尊崇位阶

《帽子上的女孩》出版于1989年。隔年，简就出了新书《生存系统》，灵感源自多年以前、1967年1月24日星期一这一天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简当时正进行首次欧洲旅行，人在德国的汉诺威，心情愉悦。8当天稍早的时候，她结束了在欧洲的第一场演讲，接着在市区观光。游览途中，简去了一趟银行，将她演讲所得报酬（一张金额可观的支票）存入她在纽约的户头。她将支票交给一位柜员，币值是德国马克，当时还没有欧元。她提供了银行账号，对方则给了她一张收据。整个手续就是如此。简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国际贸易商在进行交易”。9她对银行本身的印象不深，只格外记得内部的宽敞空间，其中满是“发亮的黄铜、大理石和木头雕花装饰”。后来，她走到外面的街上，不禁驻足了一会儿，在心中愉悦地赞叹：“在一个如此浩大的网络中，由于责任与信任，就能使人觉得安全与被保护，这真是太棒了！”当然，简也曾经在美国做过类似的交易。但在这里，在旅行的头几天，在不认识任何人、异国的陌生环境之中，似乎让她的思绪更为清晰。简突然发现：驱动经济活动运作的就是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奇妙的互信网络”。

简在撰写《城市经济》时，也经历过一次愉悦的、与之类似的顿悟冲击，当时她正在回顾欧洲城市在中世纪发轫的历史。“那是可怕的掠夺时代。”简如此述说。10人们也许在交易着西班牙皮革或是斯堪的纳维亚毛皮，可是同时不禁担忧会遇上准备将你洗劫一空的强盗。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交易集市在全欧洲兴起了。

我认为这是非常棒的，在那个野蛮时代，掠夺和交易的界线仍不够分明，可商船却能在某些地方聚集，用一种文明的方式确实地以物易物，而不是彼此掠夺。在这层意义上，那些欧洲早期的市集地点可谓神圣场地，这里既不见骚乱，也无劫掠之举，只有人们之间既有礼貌又互惠的了不起的行为。

这一切听起来相当圆满且发人深省。但是奠基于上述洞见而发展的这本书中，并未一味推崇国际银行事务或是中世纪的交易集市。毕竟这幅美好的光景里有着一道瑕疵：人们对这番现象所怀抱的预期和简的预期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分歧。

《生存系统》一书源自简对商场道德的强烈兴趣，她认为诚实和勤勉是人们日常交易必须遵守的道德。后来，简彻底地将这个主题系统化，“记下人们学到的信条，或是规定如何进行交易的法律”。她从商业史、传记、丑闻和文化人类学的片段中，找出并指明令人钦佩、值得褒扬的行为。“如果一个生意人握手所代表的信誉如签订契约一样高，并因此受到称赞，则我会将之归结成‘尊重合同’的信条。”简用同样的方式记述令人鄙夷或者遭到制止的行为，并且如此持续了十五到二十年。“除了促使我更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之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由此观之，上述这一切里面始终存在着一位谨守规则的好人，至此可以明显看出，简·雅各布斯将交易视为正面而美好的事。相反地，假如你是透过恫吓或者阴谋获取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进行诈骗或作假，诉诸暴力或是惩处他人，你就是不折不扣的恶人。长久以来，简毫不认为军人与间谍、独裁者和警察，以及诉诸类似手段的人其行为有任何美德。但经过（据她所说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厘清思路，得到一个完善的结论。11

猎人不能光明正大地追踪猎物，必须暗中进行。间谍所做的就是窃听和欺骗，如果不这么做，就不太可能成为间谍；一名称职的外交官必须具备说出让人信服之谎言的能耐；一个罗马帝王对一个皮匠的胆小谨慎和节俭美德兴趣缺缺，他更崇尚的是奢华而荒诞的作乐。你绝不会把这些人跟勤奋工作的诚实商贩混为一谈，后者自有一个不同的世界，依循不同的规则。

简称呼前者为“守护者”，忠诚、阶级、惩罚和欺骗是他们的信条。警察必须对警队忠诚，军人应该对军队忠诚，政党要求党员服从，一如教会要求信徒忠于所信仰的教义。简的结论是，这一切都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成立，并且是维持这个世界有效运作所不可或缺的。必须保护社会免于罪犯、敌军、异教徒和暴徒所带来的伤害。守护者各自遵守着所属体系的规范，提供保护。所以，简判定他们的规范“就和‘商人’之间的规矩一样符合道德”，而且也基于同样正当的顾虑。例如，你发现一家餐厅里害虫滋生，就会希望有一位严格的市府督察人员出马，以铁腕作风勒令其停业——在此，毫无斡旋和谈判的余地。这就是守护者在发挥作用。12

多年以来，简精进这些想法，最终达到此一结论：社会仰赖两大体系的规范、预期以及道德信条。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小觑的根本差异，各自说着不同的语言，处在对立的宇宙之中。大致而言，第一个体系强调的是诚实、勤劳、合作和节俭，另一个体系则强调传统、忠诚、服从和武力。两者都体现出简所谓的“道德症候群”（moral syndrome）。她采用了带有医学意味的“症候群”一词，恰作为这些被归类的信条的统称。

简在仍撰写这本书的1989年之际，就在波士顿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总结。社会所需要的“并非由（一般人可能较轻易相信的）普通的是非对错构成的单一压倒性的体系”，也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的需要多重体系。13社会需要的就是两个系统，它们各自基于适切的理由形成，并且长久地持续。简在她的书中运用这种二分法展开探讨，论及军人的荣耀和忠诚、支配华尔街的商业规矩，或是当两个道德体系相互抵触之下导致的种种贪污腐败。在更多篇幅上，简着墨在澄清谜团与困惑。

简如此展开论述：

如同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所深谙的，在所有裁决管理及其相关的工作中，忠诚是不可或缺的规范。忠诚是一座道德壁垒，用以阻挡守护者其各种形式的背叛，不论是军事还是非军事的。因此，当官员在宪法或皇冠前发誓愿表忠诚，乃有其意义。14

但实际上，简并没有亲自展开以上的论述，至少她不是以自己的名字来发表。这些文字是简借着一个她创造出来的角色传达的。他名叫贾斯伯（Jasper），是犯罪小说家。之所以会透过这种表达方式，是因为简在这本全名为《生存系统：商业和政治的道德基础对话录》（System of Survival：A Dialogue on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Commerce and Politics）的作品中，不仅带入了一个新课题和大量新想法，也选择了以不同的文体加以述写，采用类似小说的体裁。这种文类被称为“教诲式对话”（Didactic dialogue），其源头可上溯到两千年前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对话录，书中的主角苏格拉底和他在雅典的哲学朋友彼此争论。不同的是，在简的版本中，并没有一位聪明绝顶的智识领袖，也就是没有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角色。简写道：“我笔下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努力追索工作生涯的道德意义。”15

书中有一个角色名叫安姆布拉斯特（Armbruster），是一位退休的出版商。他召集了些认真严谨的朋友与同行到他位于曼哈顿的家中。引介客人彼此认识，并让他们坐定、喝起饮料之后，他开始发表议论：“职场上的尔虞我诈令我不平。”就像他的创造者简一样，他一度在德国汉诺威的一家银行，将他赚取的咨询费存入户头，而在当下得到启发，感到自己犹如沉浸在“一个彼此信赖的庞大网络”的赐福之中。16而今，他却发觉这个网络被破坏了，到处充斥着贪腐。近期的一场研讨会中，他目睹电脑科学系的学生无耻地盗用有版权的软件，还兜售营利。他回到家中，开始清楚意识到白领阶级的诈骗问题，而环顾自己的生活，他举目所见的净是侵占舞弊、不实广告、伪造标签、会计假账、串通围标、索取回扣以及内线交易。他下定决心要深入了解这番“实际职场生活中的道德沦丧”。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邀请大家齐聚一堂，而他们的谈话就构成了《生存系统》的内容。

简似乎对于再写一本传统长篇论文式的书愈加感到提不起劲且无聊。对话的形式包含了“提问、解答、重新思考、岔题、修正答案、揣测和异议”，她认为这是处理哲学论辩最理想的形式。17她曾经在受访时说，自己在学生时代对哲学兴趣缺缺。“哲学对我来说，总是听过就忘了。”18如今，她很“震惊”地领悟到，她写的教诲式对话只是花费多余精力在重复别人早已用过的方式。她表示：“如果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便读过柏拉图的话，即可替自己省下不少事。”19

在简的笔下，对话发生在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安姆布拉斯特的公寓里。这是她写书后期改变想法之下的结果。原本，简虚构的五个角色全都是多伦多人，分别是退休出版商安姆布拉斯特、犯罪小说家贾斯伯、一位律师、一位环保运动分子以及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凯特（Kate）。凯特是简综合她女儿伯金及两位侄女想象出来的角色。20但是，简认为这样太不具有说服力了。简解释道：“跟加拿大人讲话就像对着枕头说话。”他们太彬彬有礼了。21一旦简将这些角色塑造成纽约人时，他们则“会很乐意咬住论点不放，并且有话直说，不怕失礼。由于这些虚构的人都是出自我的脑袋，因此也是真实的我，而其中无疑反映了一些我自己的不耐烦和冒失冲动”。22

根据简的分类，交易通常是依循商业信条来进行。政府、军队和其他这类阶级式组织则遵循着守护者道德症候群。如此一来，商业得以繁荣，国家、军队和宗教得以长久延续。只是当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刚好同时被这两种道德症候群拉扯时，就会发生问题。举例来说，警察被交派了逮捕罪犯的配额，并在达到配额时获得奖励；或是政府部门不尽责地经营一项公共能源事业。此外，简还在标题为“买卖、夺取和畸形混种怪物”的章节中论及这种恼人价值冲突的另一个例子——黑手党。

拥有足以媲美英国皇室传统的仪式并以效忠为最高价值的黑手党，俨然体现了经典的守护者理念。贾斯伯对其他的在场者说：“黑手党与实至名归的守护者最相近的地方，在于他们保护重要成员所住的城市或郊区。”23他们会在自己地盘内揪出少数的抢劫犯、扒手或是街头毒贩。“只要你不追根究底，其实一个被黑手党严加控制的社区会是个很棒的安全居处。”但是，贾斯伯继续说，黑手党不只是保护社区，同时也从社区获利。他们勒索合法的公司，经营像是色情、赌博、走私、偷渡、毒品交易和洗钱等非法事业。在黑手党身上，守护者与营利者、枪支暴力与金钱手段这两股价值观邪恶地交缠在一起。

有一次，简在加勒比海的度假旅馆偶然观察到黑手党的一场秘密会议。24那是1970年2月，雅各布斯一家人在多伦多度过的第二个冬天已经过了一半。简与鲍勃搭飞机到加勒比海群岛的荷属圣马丁岛（St. Maarten），这座岛屿的另一边是法属圣马丁（St. Martin）。简在旅行几天后写下：“亲爱的母亲，这一切都是真的：碧蓝的海水、开满花的藤蔓与树木、季节信风、山羊和鹈鹕，还有日落时分迅速降临、犹如丝绸般的热带夜晚，以及所有你曾在小说中看过的事物。简言之，我们真的在这儿度过了美好的时光。”25

旅行社为他们订了一间位于海滩的豪华赌场旅馆，虽然超出他们的预算，但那显然是当时仅剩的选择。他们只订了两个晚上（饭店规定的最少住宿天数），打算继续寻找其他较为便宜合适的旅馆，后来也真的找到了，却同时很意外地发现两个黑手党家族正在此开会。简和鲍勃刚一发现这件事，就入神地观察现场的每一刻、每一举动。于是，从早到晚，他们扮演着“两个坐在躺椅上、慵懒疲累的傻瓜”角色，或是假装天真无邪地在海边漫步。某一刻，他们看到两位黑道大哥以泳池内的水花声为掩护，让人无法以电子系统监听，在水深及胸的温水游泳池内碰头，而且不时召唤下属过去。聚会中的女人只有那两位大哥的配偶和“一位年轻美女”，她“不仅看起来就像时尚橱窗里的模特儿，连实际举止都很像”，因为她显然只有在得到允许之下，才能调整姿势或是稍微移动。简后来得知，这位年轻美女当时显然正在受罚。最后一天，简窥见他们花了整个上午到街上疯狂采购，就像是“苏丹驾到，所有的商家都殷勤展现商品，鞠躬哈腰地招揽生意，他们背后则紧跟着提了大包小包的随从”。这就是为《生存系统》一书提供了丰富素材的近距离观察黑手党的经历，简则扮演了一个“慎重、入迷的观察者”。

“一本探讨正义之意义的精彩之作，”《环球邮报》如此评论这本书，“明显地体现了作者求知若渴的态度，她饱读群书、旁征博引，令人印象深刻且折服人心。”26然而，并非每个人都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简的朋友利子表示：“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并不成功。”广播主持人马克斯·艾伦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简的崇拜者，先前曾邀请简在梅西讲座中谈过魁北克分离主义。他一辈子都在使用口语表达思想，也因此他觉得简并没有将对话的微妙本质视为一门艺术。在这本书出版后，他对简说明了上述看法，但是简当时已经着手筹划她的下一本书，于是（据他所言）她已不太在乎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提出如此严厉的看法。艾伦·赖恩（Alan Ryan）在《纽约书评》刊出的文章中表示，他看到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着实冷静的观点，检视美国在政治和商业上的萧条现状，并且用一种更为无情的视野来谈论苏联如何步入歧途”。对他而言，这本书“巧妙生动且富于可读性”。当然，该书就和简·雅各布斯的其他著作一样，“大异于那些中规中矩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很难决定到底该把书中的真知灼见归入什么类别”。27

赖恩委婉地将书中的安姆布拉斯特、贾斯伯等人物谓为“轻描淡写的角色”。简塑造的这五个人物原本应该有所区隔，但是他们说出口的话却令人觉得是同一个人；他们的对话应该往前一路跃进，却反而互为牵绊。虽然简发挥了一点小说的笔触，如“安姆布拉斯特摇晃着杯中的冰块，以叮咚的声音来吸引注意……”，但大都并未提升这本书的样貌，此书的本质应该是简自己多方智力交战下的哲学论述。至于杰森·爱泼斯坦，则认为他不完全接受这本书的内容，至少程度不如他对简前三本著作的认可，“比较像是说教，而不是鲜活的内容”。而且无疑地，不论是否为“虚构情节”，这本书都不算小说。“她没那样的天分，她原本就不可能成为小说家。”

最终，简似乎也同意了这一点。

我不认为自己成功地分别赋予了这些角色不同的口语节奏。

我试着区隔这些人物的发言，但始终无法在根本上达成我想要的效果。如果每个角色的意识形态能搭配各自的口语节奏，那就更好了。而那是对话大师才做得到的事。28

伊利亚姆纳水陆连接道

随着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迈入七旬高龄，早年的岁月于焉在她脑海中萦绕：《生存系统》的起点在60年代，她的童书则源自50年代，到了90年代则是简的姨婆汉娜早在30年代后期筹写的阿拉斯加书引领简展开下一项重大的写作计划。29

本书开头提过的姨婆汉娜和简的母亲及阿姨玛莎，都念过位于布卢姆斯堡镇的师范学校。在宾州当了二十年的老师之后，她转战新领域，先是在芝加哥大学修习人类学暑期课程，不久被美国内政部分派到落基山脉和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保留区教书。教了四年之后，45岁的汉娜在1904年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教书。她在阿拉斯加和当地的阿留申人、基奈人等原住民部落生活与工作，先后驻留在阿福格纳克（Afognak）、农多尔顿（Nondalton）以及伊利亚姆纳（Iliamna）等地。这里一些村庄房舍墙上仍带有俄国沙皇图像，见证了俄国长期统治阿拉斯加的历史。汉娜以骑马或狗拉雪橇代步，也会从颠簸的汽船甲板上沿着船侧的绳梯爬下来。这里的冬季气温即使是摄氏零下10度也不算什么，而汉娜捱过了这般严寒。汉娜主要的工作是在当地建立学校，教导原住民孩童，将她对文明的见解传递给遥远荒凉的阿拉斯加村落居民。

十四年后，汉娜自阿拉斯加返回美国本土，这些偏乡冒险的景象和故事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人们鼓励她将这些经历写成一本回忆录。她收集了在阿拉斯加期间所写的信件，拼凑成一份书稿，并寄给一些出版商，却都被回绝。1938年，她将这份书稿交给了简，期盼简能协助。当时，简竭尽所能重新修改文稿之后寄给不同的出版商，仍落得同样下场。姨婆汉娜在1940年去世，简也将这份手稿暂时搁置，专心完成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继而在《钢铁纪元》获得她第一份正式的编辑工作，开启了职场生涯。

此后半个世纪，简未曾遗忘汉娜姨婆的这份手稿。她从小听着汉娜姨婆的故事长大。“在我的整个孩提时代，对我们来说，她就是个女英雄。”30农多尔顿原住民妇女曾用桦木树皮编织了一只篮子送给汉娜，简的母亲用来放信和钥匙，它也成为简成长岁月的一部分。31简表示，汉娜的手稿“令我牵挂，我一心想着，总有一天，我应该要试着成就它应有的地位”。32

大约在1993年的某一天，在女儿伯金要求看这份手稿之后，简自己开始重新阅读，并且“读得津津有味，当下就决定一定要出版它”。33然而，简对善良热忱的汉娜姨婆表达的一些内容有所保留，包括简所谓的“白人的包袱”的优越思想。汉娜·布里斯满腹热忱地描述，她当时的使命主要是帮助原住民“跨越无知、贫穷、疾病和迷信，带给他们现代文明所造就的福祉，以及‘山姆大叔’对他的弱势儿童的关怀”。34时隔五十年，简对于这种思维难以苟同的程度并未稍减。但是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亲自面对这一切，又如何能体认汉娜所在的20世纪30年代的阿拉斯加？简肯定的是，更见多识广的现代大众必然能中肯地解读汉娜的文字。

这本书问世时，简写道，她做到了汉娜姨婆当初对她的企盼，希望她提供“一个编辑对一位新手作家的例行协助，包括改善文章结构，删除影响文章流畅度的重复和赘语，查证距离长短、专有名词、拼写、植物名称等等”。35然而简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这些。1994年7月，简、鲍勃和奈德的妻子玛丽·安以及一周后加入的奈德，搭乘飞机前去阿拉斯加，一起亲眼看看汉娜姨婆所经历的世界。

为了准备为期两周的行程，他们收集了许多观光手册，里头炫示着阿拉斯加当地平静湛蓝的海水、被苍绿树木覆盖的海岛和被阳光照得斑驳的山峰。36他们在旧的美国地质局地图上，重新画出昔日汉娜姨婆的旅行路线。接近出发日时，简在她的日志上记录他们的准备事项：

7月4日：买好旅行支票；准备应急食物；打包行李；拿到玛丽的钱。

7月5日：玛丽的钱：210美金；打电话给豪华型计程车公司，约定早上八点半。

7月6日：早上十点五分出发，前往安克雷齐（Anchorage）。

经过几个小时的向西飞行并跨越时区——这让他们多出了几个小时——于当地时间晚上五点半抵达目的地。

简在1967年第一次踏上欧洲之前，几乎没什么旅行的经验。在此后的年岁中，她开始弥补这番空白：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屿度假；在日本旅行并在京都的旅馆住宿；1981年去德国汉堡；1984年去荷兰，并在皇宫发表演讲，觐见女王；1992年去中国香港，并在旅程中得到启发，认为摩天大楼造就了城市面貌的多样化。当初看到外币会有点紧张的简，这时已经累积了丰富的旅行经验。

1994年，简和家人搭乘了水上飞机，横跨了科迪亚克群岛（Kodiak Islands），在偏远的村庄落脚，试着揣摩汉娜昔日在此地的生活。他们和一些原住民会面，对方家族里流传着汉娜小姐的故事。旅途中，他们从阿拉斯加湾的伊利亚姆纳湾起飞，飞越宽达十几英里的崎岖荒野，简写道：“沿着弯弯曲曲的航道（巡游），出现在我们机身两侧的净是令人惊叹的山峰和冰河。”37在他们下方铺展的是伊利亚姆纳水陆连接道（Iliamna Portage），汉娜曾在一名向导的陪同下，以步行和骑马的方式横越那里。汉娜写道：“我曾住在落基山脉并且跨过州界好几次，但我从未置身在如此壮丽的断层、山谷和山峰之中。”38汉娜和她的向导沿着山边走，往下俯瞰从冰原冲激而下的水流切割成的山谷。一路走去，“深入山谷，里头的草长得比人还高，还开满了绚烂的火草花”。

回到家后，简写信给弟弟约翰和他的太太皮特，描述他们在那些地处偏僻的隐匿博物馆的冒险经历。他们还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微缩胶卷，印着“犹如珍宝的汉娜姨婆书信集”。39“玛丽·安和我花了将近整整两天的时间在这微缩胶卷上。”同一封信中，简概述了她对这本书复杂架构的构思，她先前也和杰森·爱泼斯坦讨论过；首先会以一篇前言交代背景，接着是汉娜的回忆录本身；下一章则是“谜团、疑惑和澄清”，谈论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像是关于麋鹿群、阿拉斯加的第一位圣人赫尔曼（Herman）；接着是后记，其中描述原住民村落在汉娜时代的改变；最末则是篇幅颇长的注解。回忆录本身以外的这些章节总计占了一百多页，相当于整本书的三分之二。最后完成的作品成为了一本新旧交织的重写本——简和汉娜、汉娜的时代和简的时代、回忆录与历史、报道文学和游记，两者穿越漫长的年岁，彼此对话。

在该书后记的一个早期草稿版本中，提到属于科迪亚克群岛中的阿福格纳克岛（Afognak）。那是汉娜于1904年至1906年间的落脚处，之后这地方于1964年被一场可怕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40在简最终编成的版本里，不再以“可怕”来形容这场地震，毕竟地震本身通常就是可怕的。然而这本被简定名为《昔日阿拉斯加的学校教师》的书，远非只是简一般编辑技巧演练的成果。实际上，简后来把这次经验形容成“大概是我工作生涯里最快乐的三个月，当我在阿拉斯加做调查时，我发现自己希望能有另外一个完整的人生，去当一个历史学家”，41与第一手的素材和文献为伍。

是汉娜穿着及膝的长靴，涉过齐克利斯河（Chinkelyes River），冻伤了她那可怜的脚趾；是汉娜遇到山上居民以及村落的原住民，和他们一起生活，教导他们的孩子。这些都是汉娜的经历，而今也成为简的体验——她津津有味地想象着汉娜的生活，重温汉娜当年走过的路，竭尽心力地字斟句酌。最终，她在21世纪来临前夕完成了故事，将一切圆满呈现。这本书也是简的著作，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和整个家族密切相关，因她的童年充满关于汉娜的故事。年轻时，她曾试着为这份手稿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商；母亲督促她重新加以编辑；伯金对手稿的兴趣激发了她的关切；弟弟吉姆和约翰对她伸出援手；鲍勃、奈德与玛丽·安陪她一同远赴阿拉斯加；这一切象征着圆满的人生周期。简后来表示：“每个世代，都参与了汉娜的故事，彰显它的可贵。”42

在远离所有城市之处上演的汉娜故事中，简清楚明白地发现了人的价值、关注和意义。即使是由一位尖锐的评论家来评论《昔日阿拉斯加的学校教师》这本书，也不能否认这一点。《纽约时报》的资深建筑和城市评论家保罗·古德伯格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专文中，以这本书来评论简的知性演进历程。虽然他从不讳言自己是简著作的崇拜者，但他仍然在文中重提之前对《死与生》的针砭。“她总是轻易沦入物质决定论的谬论”，高估了一个城市的硬件形态。43而今透过在破旧平凡的阿拉斯加小村庄追溯汉娜的人生轨迹，实地拜访并且认真研究，简正对于以往与她相对的思路“隐然地让步”。“我一直希望看到像简·雅各布斯这样打破传统、见识广博的思想家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而她在这本书里真正做到了。”他暗示，汉娜很可能不会乐于住在简·雅各布斯所处的大城市，而“尽管如此，简依然肯将汉娜视为英雄，这不仅软化了她自身的强悍形象，也让人以更深刻的观点看待她”。

类似地，在简的对手和一些朋友的眼中，她似乎是个直言、单纯率直甚至度量狭隘的人：“她完全不是亲爱、和蔼的老人家。”而今，古德伯格则从《昔日阿拉斯加的学校教师》这本书中察觉了简性情软化的证据，这是美好感人的画面，令人难以置信。年近八旬的简此时回望并凝思往昔的岁月，不再像她从前时而显现的那么剑拔弩张。

此外，在现实中，简毕竟已经当了祖母，而且十分富有爱心。

年老体衰

1994年6月21日，在阿拉斯加之旅前几个星期，简写信给阿拉斯加国家公园的历史学家约翰·布兰森（John Branson），谈到她预计前往的一个地方：“我对通往瀑布的步道有些疑虑。”

我已经78岁了，虽然还算健朗，但毕竟上了年纪，主要就是长途走路很吃力且走不快。唉，而且我和姨婆汉娜一样，到了七十几岁，膝盖早已不灵光。44

此时距离简以“年老体衰”为理由而婉拒前往荷兰演讲还有几年的时间。45但是，那些无可避免的病痛、虚弱以及意外事故已经与日俱增。回到1973年，简从日本回国之后惨跌了一跤，左手骨折，伤到一条重要的神经。“那手术可真折腾啊！”她在医院写给杰森·爱泼斯坦的信中说道。“（幸好是）昏昏沉沉地在医院过了一个礼拜”，如果不做手术，“我这只手和手臂铁定就废了。”46这封信是用手写的，几个月来她都无法打字。“只能像是机械式般慢慢移步，事实上，我觉得那根本就像是老式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舞步，而即使是只能做到这样，也已经耗尽我所有的力气了”。

1981年底或是1982年初，简在后院被一堆砖块绊倒，摔断了右手臂和鼻子，嘴唇也撞裂了。她在给罗伯塔·格拉茨的信中谈到这件事，说自己真是个“笨上加笨的女人”。47

1985年，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意外。“我真是又笨又不小心，”她再度写信给格拉茨，“因为急着要去开灯，不小心在楼梯上滑倒，撞断了锁骨。好在并不严重且复元得很好。只是，这又害我不能工作了。”她再一次无法打字了。48

简在看待这些事故时，似乎认为以年纪来说，自己还算健康，她和周遭的人都同样随着年岁而逐渐衰弱。她的弟弟约翰在十五年前被任命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在1982年65岁的时候，申请成为“资深”法官，得以减轻工作量。大约在同一时期，小弟吉姆退休了，和太太凯从新泽西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1993年3月12日，姐姐贝蒂过世了，享年83岁。八天后，在纽约伦理文化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举行的告别式中，巴茨纳家族成员从各处前来，齐聚一堂。几个月后，《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位记者描写简“一头白发和明显佝偻的身躯，让在场人士注意到她的年迈”，但除此之外，她看起来安然无恙。49“在我心中，我和自己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简告诉这位记者，“每当我无法从床上轻易地起来，或是无法在楼梯跑上跑下时，还是经常感到错愕。身体的老化似乎无法自然地从内心体会。”50

回到简将近40岁的年代，她与约翰·雅各布斯和太太卡蒂亚在南塔克特岛的斯康塞特租了一栋度假小屋。整个星期欢笑不断，他们在海滩上捡拾玫瑰果，聊个没完，尽情玩乐。当时，简和卡蒂亚互相立誓。卡蒂亚说，在她们80岁那一年，“虽说现在看来离我们还非常遥远，不过到时我们要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感恩节的餐桌边，当所有人期待火鸡上桌时，我们俩会一边止不住笑，一边端出用火鸡肉和猪肉组合起来的怪物大餐”。她后来回想道：“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们经常会提醒对方，不要忘了这个誓言。”尽管从未实现。而现在，她们已经跨越了原本像是不可能的那个“非常遥远的距离”，简80岁了。

不管简有多老，鲍勃总是比简还要老一些。

1994年，简开始着手进行关于阿拉斯加的那本书。在还没前往阿拉斯加旅行，整本书的内容仍处于“支离破碎”的阶段，简写信给一位在荷兰的朋友，说她和鲍勃已经“感受到自身的老化，身体越来越不灵活了”。鲍勃似乎老得更快一些。事实上他年纪比简小几个月，但是好几年前他就已经退休了。紧接着是一连串的打击。“因为眼部血管破裂，鲍勃失去了右眼的视力。”简写信给艾伦·佩里时这么说道。佩里在简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偶尔担任研究助理。“但是他将伤害减到最低并持续工作，现在帮我们的儿子吉姆工作，负责机械设计。”51

1996年初，鲍勃仍能陪着简前往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去接受弗吉尼亚大学颁给简的奖座。有人拍到一张他们夫妻俩坐在一起的照片，两人都已经白发苍苍。52这所大学是由托马斯·杰斐逊创办的。照片背景正是校园里庄严的梁柱，简穿着一件有滚边的连衣背心裙，手里握着她的拐杖，鲍勃穿着燕尾服，打着领结、穿着皮鞋（并非他惯常穿的球鞋）。他的一只手放在简的肩上，另一只手拿着饮料。他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不然。

几个月后，简写信给阿拉斯加国家公园的历史学家约翰·布兰森：“我要说一件不太好的消息，鲍勃得了癌症，无法用手术治疗。”53由于一辈子几乎都在抽烟，鲍勃得了肺癌。他在一家他曾协助设计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接受了第一轮的放射治疗。“他其实还蛮乐意去治疗的，”简这样说，“我也乐见如此，因为他喜欢观察他设计的医院如何运作。”54他的身体对这一轮的放射治疗反应还不错。在接受第二轮的治疗之前，他们去了一趟爱德华王子岛。

他们在爱德华王子岛度过了“欢乐的一个月”，简后来在10月份时写信给布兰森说道：“那真是值得记忆的时光。”55最终，癌细胞快速蔓延。9月初，他变得“虚弱且病情急转直下”。孩子们都回来了，在家照顾他。鲍勃在9月17日过世。“他是一位令人喜爱、有趣、善良且无可取代的男人。”一则讣告上这样写着。56

简回信给艾伦·佩里，顺便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当时她正着手写一本家族食谱，所以会询问简一些关于简祖母当年在布卢姆斯堡镇的事情。

在这个当下，正如你可以想象的，我可能一点都帮不上你的忙。即使我能提供资料，恐怕也对你的食谱书无用。这说起来有点可笑，但是我觉得脑海一片空白，也无法专心，光是想到要找出一张我祖母的照片、影印、做点小修改等等，就让我觉得你所需要的资料，对现在的我来说，似乎显得太过艰巨。57

在鲍勃的丧礼上，简没有哭。“我从不哭的。”她之前这样告诉过友人利子。然而，每当简觉得自己有话想跟鲍勃说时，掠过她脸上的忧伤是如此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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