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舆论和巴基斯坦特使古尔的调停下，阿富汗各派于1993年2月13日宣布暂时停火，结束了这场历时近一个月、伤亡7000人的血腥战役。停火协定签订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3年4月，阿富汗各派签署《伊斯兰堡协议》，确定由希克马蒂亚尔担任总理。但希克马蒂亚尔害怕遭到忠于拉巴尼的部队暗算，一直拒绝到任。1992年底过渡政府成立后，杜斯塔姆拒绝接受国防部副部长一职，而是控制着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中心的北方基地，成为阿富汗北方最大的政治、军事组织领袖。善变的他背叛了马苏德，选择与两年前的敌人希克马蒂亚尔合作。1994年初，希克马蒂亚尔联合杜斯塔姆，在喀布尔附近发动了一场推翻总统拉巴尼的未遂政变。随后，希克马蒂亚尔和杜斯塔姆以及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伊斯兰联盟结成了四党反政府联盟。就这样，阿富汗境内的激战再度开始。1994年8月，战斗更是达到高潮。

就在这些乌合之众为了苏联留下的残羹冷炙而混战不堪的时候，1994年10月，一支叫作“塔利班”的武装悄然崛起了。

“塔利班”（即“Taliban”），这个词是“talib”的复数，意为“伊斯兰信仰的学生”或“宗教学生”，也有人将其意译为“神学士”。塔利班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始人奥马尔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毛拉·奥马尔，人称“阿米尔·乌尔·莫米宁”（“信众的长官”之意），塔利班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1959年他出生在阿富汗坎大哈省诺德赫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是无地的雇农，都笃信伊斯兰教，很小时他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由于家境贫寒，奥马尔13岁之前甚至没有穿过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奥马尔举家迁移到阿富汗中部的乌鲁兹甘省。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奥马尔积极投身阿富汗伊斯兰革命党领袖迈哈迈德领导的反苏游击队，成为一名出色的RPG火箭筒射手。在战斗中，奥马尔身先士卒，表现勇猛，多次击毁苏军坦克，曾先后四次负伤，并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眼。如此，奥马尔以“独眼将军”的形象而闻名，还被提升为游击队副司令，但他当时还不算是显赫人物。在“圣战”的岁月里，他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本·拉登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奥马尔回到家乡，开设了一家伊斯兰宗教学校，自任校长。1994年春天，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奥马尔的一位邻居向这位年轻而虔诚的毛拉求助，告诉他当地两名少女被一名部落军阀的手下诱拐，在营地中被剃发并遭受了惨无人道的侮辱。义愤之下，奥马尔率领匆忙召集的30名学生，不顾手中只有16支步枪，敌众我寡，发动了一次奇袭，结果大获全胜，成功解救出了那两名少女。此后，奥马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当地巧取豪夺的部落军阀的攻击，并反复声明自己索要的唯一回报即是民众追随他，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伊斯兰社会体系。

1994年8月，奥马尔从坎大哈附近的难民营中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里征招学生，组建了最初只有800余人的“塔利班”。奥马尔高喊铲除军阀、重建国家、反对腐败、恢复商业的口号，此举很得民心。1994年12月，塔利班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缴获了苏制坦克、装甲车、大量轻武器以及苏联占领时代遗留下的6架米格-21战斗机和6架运输直升机。总数超过1.2万名在巴基斯坦边境难民营伊斯兰宗教学校中就读的阿富汗年轻人，以及巴基斯坦年青一代伊斯兰激进分子，争先恐后穿越边境前往坎大哈省参加这场突然兴起的“圣战”。阿富汗南方很多军阀也纷纷投奔到奥马尔的麾下。在他的领导下，塔利班逐渐发展成为阿富汗各派中最强大的一支势力，兵力达到5万多人。塔利班的骨干成员多来自宗教学校和受过培训的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所以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代表普什图族的利益。

在随后的3个月时间里，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记录下了自己在阿富汗目睹的情境：“1995年3月，我亲眼看到了阿富汗历史改变的一幕。在坎大哈通向赫拉特、横贯‘死亡沙漠’的公路上，挤满了装载塔利班战士的丰田皮卡。他们怀抱着AK-47冲锋枪和RPG火箭筒，以及成箱的弹药、袋装小麦拥挤在一起，大多数看起来非常年轻，在14——24岁之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数学、历史、地理或者生物等现代教育能够给予的知识，只能用最平实粗浅的语言来解释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伊斯兰法律。”

就这样，塔利班在短时间内控制了阿富汗31个省份中的12个。1996年2月，超过1200名来自阿富汗各地的毛拉与其他宗教领袖聚集在坎大哈。他们开了两个星期的大协商会议（普什图语称作“大舒拉”），会上一致推举奥马尔为“埃米尔”。奥马尔成为领袖，除了政治军事才能之外，更多是因为他虔诚地笃信伊斯兰教。在万众欢呼中，他披上了克尔卡-伊-穆巴拉克（即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前文章节中有所提及），从而宣布他不仅是全体阿富汗人的最高领袖，更是全体穆斯林社团的导师。

1996年5月至6月间，塔利班发动了代号为“进军喀布尔”的战役，很快控制了阿富汗全境近40％的领土。塔利班乘胜向喀布尔发起全面攻击，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奥马尔指派6名来自坎大哈省、从未涉足现代化城市的毛拉组成喀布尔最高管理委员会，宣布在喀布尔施行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伊斯兰法统治：所有妇女被禁止从事任何工作，这意味着几乎全部小学、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当一部分公共事业的瘫痪。几十所女性教育机构被强制关闭，将近7000名学生被强行驱赶回家。电视、电影、录像厅、音乐以及包括博彩、棋类和足球等任何娱乐消遣迅速从喀布尔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战士在街头巡逻，逮捕那些胆敢不穿全套黑色长袍的妇女和敢于剃须的男子。窃贼的处罚是断手断脚，酗酒者将被判处鞭刑，而犯有“通奸罪”者则被乱石打死。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下场最为凄惨的当属前总统纳吉布拉。从1992年到1996年，纳吉布拉一直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并等待联合国通过谈判寻求到印度流亡的安全通道。穆贾迪迪、拉巴尼、马苏德等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意赦免纳吉布拉和喀布尔政权的官员。塔利班即将攻入喀布尔时，马苏德曾两次为纳吉布拉提供离开的机会。尽管他们是政敌，但马苏德从幼年时便认识纳吉布拉，两人曾住在同一个街区。纳吉布拉拒绝了，他相信塔利班。普什图人喜欢纳吉布拉，同为普什图人的塔利班应该会饶他一命，也不会伤害他。就在纳吉布拉落入塔利班之手的前一天，有人找到纳吉布拉，劝说他一同逃离喀布尔。纳吉布拉拒绝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而在塔利班看来，纳吉布拉这个“屠夫”必须严惩。当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正在喀布尔，他希望能帮纳吉布拉离开喀布尔。古尔丁带着阿拉伯文版的《联合国宪章》面见塔利班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尊重人权，不要滥杀。塔利班领导人研究了《联合国宪章》，终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

1996年9月27日当天，塔利班士兵找到了纳吉布拉的藏身之处，咆哮着冲进去将纳吉布拉抓住，并根据塔利班理解的伊斯兰教义进行了审判，判决纳吉布拉死刑。塔利班士兵先在众人面前将纳吉布拉口中塞满钞票，再把纳吉布拉的生殖器割下，然后把惨叫不止的纳吉布拉拴在一辆吉普车下，围着总统府拖了好几圈。直到纳吉布拉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才最后用乱枪结果了他的性命。接着他的尸体被悬挂在城市广场的灯柱上示众。一周后，纳吉布拉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扔进了臭水沟。他的兄弟也以同样方式遭到处决。

塔利班借残酷处死纳吉布拉向阿富汗公众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最初，塔利班以纳吉布拉兄弟的“罪行”为由，拒绝按“伊斯兰仪式”安葬他们。几经交涉，纳吉布拉兄弟的尸体后来被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驻帕克蒂亚省的派出机构，转交阿赫马德扎伊部落以传统仪式安葬。塔利班处决纳吉布拉遭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谴责，联合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残暴行径，并称这样的谋杀将进一步动摇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则以缺席判处拉巴尼、马苏德、杜斯塔姆死刑作为强硬回应。一贯支持纳吉布拉的印度公开谴责这一暴行，并开始支持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以遏制塔利班势力的扩张。处决纳吉布拉成为导致塔利班政权和国际社会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以总统拉巴尼为首的原政府迁往阿富汗北部。1996年10月，拉巴尼召集成立“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由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和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及一些小党派组成了“反塔利班联盟”。由于拉巴尼和马苏德的势力集中在阿富汗东北部，杜斯塔姆势力范围在西北部，哈利利势力范围在中北部，所以人们从地理概念上称之为“北方联盟”。

在北方联盟中，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主要由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组成，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主要由乌孜别克族组成，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主要由哈扎拉族组成。北方联盟中多属伊斯兰教中的温和派，与原教旨激进派的、“代表普什图族利益”的塔利班正成对照。1997年6月，北方联盟成立“拯救阿富汗伊斯兰联合阵线”政府，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临时首都，任命拉巴尼为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从那时起，北方联盟承袭了阿富汗伊斯兰国驻世界各国的使馆和联合国席位。

北方联盟成立初期，在总体实力上与塔利班旗鼓相当，据守在喀布尔北部地区，拥有大约4万兵力。北方联盟控制着阿富汗约30％的领土，包括巴达赫尚省、卡比萨省、塔哈尔省，以及帕尔旺省、库纳尔省、努尔斯坦省、拉格曼省和昆都士省的一部分。但由于北方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塔利班的进攻而成立的，各派之间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对抗塔利班的进攻。在1998年夏季战役中，北方联盟遭到惨败，马扎里沙里夫落入塔利班之手。2000年9月，塔利班攻克北方联盟的新临时首都塔洛甘，并切断了北方联盟与塔吉克斯坦间的主要后勤补给线。杜斯塔姆、哈利利等领导人流亡国外，仅剩马苏德一支武装孤军奋战，据守在巴达赫尚省、潘杰希尔山谷及阿富汗中部一小块土地上，占阿富汗国土面积的不到10％。

塔利班的目标是在阿富汗建立“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一切按照1400年前的伊斯兰教义行事。1998年8月，当塔利班占领北方重镇马扎里沙夫后，一场针对乌孜别克族和哈扎拉族的报复性屠杀随即展开。奥马尔亲自下令，允许士兵在进入该城后可以横行无忌两小时，使暴行整整蔓延了两天。1998年7月20日，塔利班勒令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撤离喀布尔，立刻使得120万严重依赖外来食品、医疗援助的喀布尔市民陷入恐慌。绝望的妇女和儿童手持空空如也的水桶和食品篮，向路上不时驶过的塔利班武装皮卡车求援，得到的回答却是：“真主总会想到办法抚养他们的子民。”

可惜的是，塔利班用来代替真主“抚养”阿富汗人民的东西，居然是鸦片。毒品和走私，成为塔利班开动战争机器的两大经济支柱。

塔利班当然也想发展正当经济，但收拾20年战乱留下的烂摊子谈何容易。他们曾试图吸引外资，开发阿富汗的石油和天然气，但不息的内战与严酷的伊斯兰教法，使投资者望而却步；另外，忙于打击北方联盟也使塔利班无法集中精力顾及经济重建。于是，毒品和走私成为塔利班的经济命脉。

虽然《古兰经》明确规定伊斯兰教徒不能制造、服用麻醉药剂，但塔利班的指挥官们相信，相对于大麻，鸦片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前者毒害穆斯林，后者的使用者是异教徒。在塔利班领导层的眼中，对鸦片这种特殊货物课以伊斯兰税并不违背教义，而税额一直高达20％。

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由于生活困苦，种罂粟有利可图，很多阿富汗农民改种罂粟。鸦片使得每个阿富汗农户可以在一个季度内获得大约1500美元的收入。1998年，阿富汗生产了2100吨鸦片，1999年阿富汗生产了4600吨鸦片。在20世纪90年代末，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的3倍，其中96％的鸦片产自塔利班控制的地区。

就这样，塔利班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商。据说塔利班在赫拉特建立了示范农场，阿富汗农民在那里学习提炼海洛因的最佳方法。在塔利班的庇护下，毒品交易商经营着阿富汗唯一的银行系统，该系统为阿富汗农民种植鸦片提供贷款。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把打击毒品与联合国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挂钩，他曾威胁说：“即使‘阿富汗伊斯兰国’得不到联合国的承认，塔利班政府和人民也不会害怕经济问题。”

1996年9月攻下喀布尔后，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正式名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实行严格的政教合一体制。塔利班政权仅被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三个国家承认是代表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其中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最为重要。为获取抗衡印度的战略纵深、扩大对中亚的影响，巴基斯坦在战略谋划、后勤补给等方面曾大力扶植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国内，塔利班甚至有个绰号——“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内政部长供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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