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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档案馆的子午线大厅，原本是用作天文观察室，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皈依天主教后，这里被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改建成女王的住所。虽然一再被大众文化神秘化，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虚无缥缈。“秘密”一词，在这里代表着“私人”一意，意指与教皇有关的专门文献。但它确实又是深不可测的，犹如过去八个世纪以来写就的一份世界历史纲要，大量的历史细节仍然埋藏在档案馆不为人知的文献深海中。一个深邃的所在，一份文化的积淀，等待着人们去揭开未解的历史谜题。

历史的深海：探寻梵蒂冈秘密档案馆

撰文/马可·梅洛拉(Marco Merola）

摄影/马可·安萨洛尼(Marco Ansaloni)

供图/Parallelozero

如果梵蒂冈博物馆的松果庭院是由平滑的路面组成，而不是被走道和草坪分割的话，这里可能是全世界出镜率最高的地方。如果你是一名游客，当你穿过庭院，向南进入梵蒂冈博物馆，会忍不住停下来凝视那如无穷迷宫般在脚下逶迤的螺旋回廊，进而忘却了赶往西斯廷教堂。穿过博物馆继续南行，就来到了梵蒂冈图书馆，经过一个小庭院，一墙之隔外就是梵蒂冈秘密档案馆。

欢迎进入梵蒂冈档案馆的心脏地带！这里被工作人员唤为“地堡”，是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四方空间，用来珍藏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献：有来自罗马贵族家庭的档案和账目、罗马教皇的登记册、外交往来信件和教会法庭卷宗，这些上百万条的信息、数据、名目和契约记录着关于教皇、战争和改变世界的地理发现的故事，以及众所周知的天主教炽热信仰与危险异教之间的荣枯兴衰。这些档案无异于过去8个世纪以来的一份世界历史纲要。

43公里长的书架，54位工作人员

“档案馆内有43公里长的书架”，安东尼奥·布洛克（Antonio del Brocco）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年轻的档案馆工作人员，是馆长塞尔焦·帕加诺（Sergio Pagano）阁下指派给我们的向导。安东尼身着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和遇到的每个人热情地打招呼，包括一位身着衬衣正在打扫的年轻人。“今天是他值日，几天前，我也干过清扫的工作。”在这里当学徒是一件艰苦的事，无怪乎大家之间有种惺惺相惜的友情。

“我有时在咨询处当助理。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安东尼和他的同事都毕业于梵蒂冈档案馆的专门学校。在咨询处，他们负责处理学者们对档案馆的各种要求：将学者们所需资料的架上号码抄到表格里，然后走到“地堡”或者建筑中其他保存原始资料的区域，找到所需资料后再带回来。

■ 档案管理员吉塞佩·毕安可所在的房间，由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扩建而成。此处保存着档案里最古老的部分档案，特别是17世纪罗马教廷与各国分廷之间的往来记录。

早上7点，档案馆的阅览室已经开始人头涌动。头天学者们阅览过的成批档案被重新放入档案室储存并排序。每位工作人员都已各就其位：馆长和副馆长马塞尔·查普林（Marcel Chappin）神父，一位荷兰的耶稣会信徒，都已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几个小时之内，学者们会通过圣安娜门（Porta Sant'Anna，梵蒂冈的其中一个入口）鱼贯而入，然后坐在各自的桌子前开始聚精会神地工作。通常，因为来人实在太多，只有很少的几位获得下午再次光临的特权。

“想想吧，梵蒂冈图书馆（穿过一个小庭院，位于档案馆之前）有差不多90位终身职员，我们只有54位。而他们的收藏是固定的，我们这儿却不断有新到的材料，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有额外的工作要做。”帕加诺馆长抱怨道。

每隔30或35年，全世界分属于罗马教廷的教廷使馆，将他们各自的档案全都汇集到罗马来。还有一些材料来自于罗马教廷、宗教团体、法庭和办事机构：成百上千的资料如雪片般增添进已经有的档案中。

唯一不用担心的档案是来自意大利的私人家族。以前，贝佳斯（Borghese）家族、罗斯皮里奥西（Rospigliosi）家族、邦孔帕尼-路多维西（Boncompagni-Ludovisi）家族都是主动地向梵蒂冈捐献档案。直到二战之后，意大利政府声称要保护自己的档案遗产，并宣布此种保护受到国家法律的庇护。

■ 每天早上7点到8点之间，助理管理员将头天学者们借阅的档案放回档案馆的地下存储室中。

“至今仍在整理来自中世纪的档案”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官方建馆时间是1612年，由教皇保罗五世建立。但它的非官方历史可以追溯得更早——早在16世纪，就有来自民间的人士给教皇写信，提出他们的主张。秘密档案（Secret Archive）中的“秘密”其实是“私人”的意思，指的是这些档案只属于教皇本人。

“看看这个。这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森西（Cenci）家族一位成员在审讯中所写的信，信中要求得到公正的裁决来洗清他的罪名。不幸的是，他被告知这封信件送错了地方。有可能的话，档案馆会制作所有文件的副本——这表明档案馆并非是一个僵化的组织，相反十分活跃。”

由于早期基督教兴起时曾经受到迫害，教会一直以来都怀有强烈地保存自身历史的需求。公元313年，君士坦丁法案的颁布使天主教信仰合法化之后，礼仪抄本与合法文件都开始被收集起来。这些资料到今天多已不存，战争、掠夺和火灾已经将整个历史纪元时期的记忆扫除殆尽。

■ 梵蒂冈档案馆的存储和化学实验室。这是一封书写在羊皮纸上的匈牙利国王拉斯洛一世的来信，时间为1339年3月20日。在被储存之前，信件先用夹子将书页伸展开，以防卷曲。

因此，秘密档案中最早的文件只可追溯到8世纪和9世纪：《罗马教皇日志》是一本有关教会规程最古老的记录；还有一张809年的羊皮纸记录了对意大利维罗纳地区教堂的一次捐赠，这份记录属于由17000张羊皮纸组成的“威尼托集子（Veneto Collection）”的一部分，它们被单独编号存档。但这些对于大量还没有得到研究的档案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

“我们有超过560个集子，新的集子还在生成。”秘书卢卡·卡贝尼（Luca Carboni）解释道，“教皇圣诺望·保罗二世的秘书将一份有15000个‘信封’的档案寄给我们（在档案馆，每个信封相当于一个文件夹），每个‘信封’里平均有500页记录，总共有1500万页，所有的信封都不得不一一打开，然后盖章，将它们装入具保护作用的套子里，至少进行初级编目。至今，我们仍在整理来自中世纪的集子……”

■ 档案管理员毛瑞奇·温利正在仔细清理一张1744年的地图，地图描绘了意大利的第三大河——台伯河。

每一件档案都是私人的，也是公开的

在探索完“地堡”和那些保存着最为珍贵的羊皮纸的温控室之后，我们尝试进入历史深处，寻找那些在历史教科书中难以窥见的历史瞬间。“你们是否有一定的选择范围？”卡贝尔问道，“最好能让我们事先知道范围，这样比较好做资料定位查找。”我们将范围缩小到两个历史时期：12世纪到14世纪之间、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在进一步限制了主题之后，查找才开始进行。

将我们所需的所有档案都找到只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只见一个手推车在半黑暗的房间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满载着重重的卷轴和书籍，被一个工作人员推着向我们驶来。工作人员在读经台上一件一件打开档案，开始吟诵一封内容令人费解的信：“圣·克罗齐侯爵（Santa Croce）昨天告诉我，他从英国得知他们的女皇准备了50艘船，每艘船配备了5000名外国士兵，并且这支军队会以一个英国的海盗名字命名为德瑞克……”在这件1585年的档案中，里斯本的罗马教廷大使提醒教皇，弗拉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16世纪英国著名私掠船长）将会对葡萄牙航线上的船只造成威胁。

■ 历史学家和档案管理员卢卡·贝凯奇在档案馆里保护最严密的一个地下温控室展示一枚1555年10月1日镌刻了西班牙第一位国王菲利普二世头像的印章。这里珍藏着全欧洲的皇帝送给梵蒂冈的81枚黄金印章，同时还有极珍贵的档案集——罗马教廷对伽利略审判的卷宗和962年颁布的《奥托法令》。

在“贝佳斯集子”中另一份年代更早的档案里，我们看到了“一则关于土耳其军队和天主教军队在1571年10月7号这天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由指挥官罗马卡索（Romagasso）起草”。这是一份战况报告，来自于天主教和奥斯曼人之间那场著名的勒班陀战役。

接着，帕加诺馆长展开了两册十分古老而珍贵的羊皮书卷。第一册时间为1198年，被编目进“教皇诺森三世宣告十字军东征”的集子中；另一册是写就于1312年5月2日的一件契约，契约中教皇克雷芒五世将圣殿骑士团的资产授予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即马耳他骑士团）。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读到画家卡拉瓦乔的死亡，卡塞塔（Caserta）的主教在给枢机主教博盖塞（Scipione Borghese）一封1610年7月29号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

■ 档案馆珍藏的由枢机主教尼古拉斯·罗塞尔编纂的教廷大使馆档案丛书和使徒画传。

档案馆里的每一件档案都是教皇的私人物品，但几乎都是公开的。当然，就像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档案馆一样，档案的解密需要一些时间，通常是在当事人逝世之后。现在，档案可以自由咨询的时间到教皇庇护十一世统治结束的1939年2月为止，之后的庇护十二世富于争议的统治时期，也即经历了二战、犹太人的大屠杀、冷战初始等大事件时期的档案仍在做分类整理。“我们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整理这些档案。”馆长解释道，“已经整理到1948/1949年，至少还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整理好。这需要耐心。”尽管如此，其中一些文件已经公开了，比如那些能帮助人们找到失散者的档案，或者是一些证明在战争中将教堂作为避难所的档案。近年来，教皇保罗六世声明从梵蒂冈第二次会议（1962年～1965年）以来的所有档案从一开始就已经全部公开了。

■ 档案管理专家亚历山德罗·卢贝奇尼（左）和毛瑞奇·温利（右）正在检查一份56米长的羊皮纸卷轴的损坏情况，该份卷轴是一份教皇国在1308年和1310年间审判圣殿骑士团的记录。

世上独一无二的档案研究、修复

那么，一名档案保管员又是如何工作的？吉塞佩·毕安可（Giuseppe Lo Bianco）眼下正在与华沙的教廷使馆联系，收集1921年到1939年之间的档案。他的办公室位于档案馆的二层，是档案馆里最古老的办公室之一。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其余地方都被高及天花板的木质书架所占，这些书架都是17世纪的老古董。书架顶部贴有铭牌，显示出各自的分类：“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卢塞恩”“波兰”，每个目录下都是罗马教廷和他的各国分廷之间的往来记录。现在，散布在毕安可桌子上的是“俄国”这个字眼，“很显然，针对主教的敌意和迫害都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出现的。我已经找到了大量的牧师档案。”一旦研究完成，这些档案就可以用于公开咨询。

档案馆里的另一特殊空间是升降电梯，这里总是一片繁忙，电梯里装配的蓝灯发出令人舒适的蓝光，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时空飞船”。当它下降到较低的楼层，确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我们仿佛回到圣殿骑士的时代，而这里就如同他们所期待的，是他们永恒的家。

■ 档案馆管理员使用紫外线灯来鉴别羊皮纸卷轴上正在消退的墨迹和因为几个世纪来的霉菌侵蚀已经消失的部分。

亚历山德罗·卢贝奇尼（Alessandro Rubechini）和毛瑞奇·温利（Maurizio Vinelli）是两位专业的档案管理专家。一位负责仔细地处理一本巨大羊皮卷轴的切口边，另一位用UV灯来挑选出羊皮卷轴中正在消褪的墨迹和因为几个世纪来的霉菌侵蚀已经消失的部分。做这些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这毕竟是一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档案：一份教皇国在1308年和1310年间（教皇国是南欧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是由罗马教皇统治的世俗领地）审判圣殿骑士团的记录，由8张羊皮纸连缀成一张56米长的卷宗。

卢贝奇尼和温利一直设法阻止细菌在羊皮书上蔓延出紫色斑点，也会经常检查那些早期修复过的破洞的情况。温利解释道：“这些修补大约是50年前或更早时候完成的，我们的先辈使用了一种与原先的羊皮类型和厚度都不尽相同的材料来进行修补。结果，这些地方会使羊皮产生一种易于撕裂的张力。”看来，这册卷轴需要格外细心地保护。

离这间工作室稍远的地方是另一个巨大的办公空间，那里是卢卡·贝凯奇（Luca Becchetti）的工作室。贝凯奇是一位印章学专家，专门从事关于印章的科学研究。他总是单独一个人工作，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合作者。他对印章的热情得益于父亲，几年前，他的父亲曾经在同一部门工作过。

贝凯奇的两张书桌上散落着好些蜡质的、铅质的和纸质的印章，供他研究和比较。每研究完一件，他就将相关的信息录入电脑，那里已经有一个包含上万条记录的印章信息库。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清理落在印章图案上的杂质，让那些镌刻的钢盔、马饰和拐杖的图案显露出来。“最精致的印章图案是由新鲜蜡制成的，却很容易脱水碎裂。而那些铅质的印章，当它们被成年累月地放置在木质抽屉或者纸箱中，会发生碳酸化的过程，直到慢慢变成碎屑。我的工作就是鉴别出这些问题，并在不损害印章图案细节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

■ 档案馆珍藏的罗马白色忏悔者团制作于1490年的周年纪念册。书籍以稀有的带饰钉皮革制成封面。

贝凯奇最近发现了一张订购单，内容为教皇保罗三世希望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珠宝制造者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为他制作一枚教皇印章的模型。这个微小的历史事件证明，即使是伟人也抵挡不了印章之美的诱惑。

档案馆里保护最严密的地方当属地下窖藏库，那里珍藏着全欧洲的皇帝送给梵蒂冈的黄金印章。“就如同你看到的那样，这些印章每一件都是世所仅有的。”管理员说着拉开一个抽屉，一张印有日期1555年10月1日的羊皮纸上，放着一枚镌刻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头像的印章。它大约有800克重，“由弗拉西斯卡·皮泽罗（Francisco Pizarro）从印加人那偷来的黄金制成。”

贝凯奇看着这些印章，总是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他能根据印章上的附加物判断出档案的真假。在印章学领域，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位顶尖专家之一，“除了梵蒂冈之外，在意大利，印章学只有三到四个大学教授。”

“教皇利奥十二世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遂在1881年决定向全世界的研究者开放档案馆。”卡贝尼说道，“并且，3年之后，他建立了我们的外交学院、古文字学院和档案科学院。起初，学校只招收牧师，今天我们已开始招收教会外的学生。”

每年有72名学生，分成两个班，学习一定时间的基本档案科学的课程。90%以上的学生都是女性。申请人必须首先拥有任一门学科的学位，和一封来自大学教师或者高级教士的推荐信。教室里配备了最新的电子设备，学生们先从阅读电子文件开始熟悉档案。“在第一次上课时，所有学生都很焦虑，因为他们被要求阅读带有方言的档案。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关于文献方面的实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档案馆都没有的。相信我，每位结业的学生都具有完美的阅读能力……”成绩最优秀的前15名学生还可以获得档案馆提供的奖学金。

■ 梵蒂冈档案馆收藏的罗马白色忏悔者团制作于1490年的周年纪念册内页。

打捞不尽的历史遗珍

近年来，档案馆已经不再招收新的全职工作人员，全球经济的下滑也在影响着梵蒂冈。“我们不知道如何给新的档案管理员支付工资。除了向旅游者推广和销售纪念品的收入之外，我们的收入几乎是零。”（作者注：档案馆的第一层有3个房间向公众开放，作为通向梵蒂冈博物馆西斯廷大厅的入口）馆长说道，“我们稍微提高了一些为学者提供电子文件和照片复制的价格，但除此之外，我们提供的服务几乎全是免费的。”

为了帮助学者来到梵蒂冈，档案馆每天需要处理成堆的来访电子邮件和信件，它们往往包含各种要求。“丹·布朗的电影《天使和魔鬼》无疑使我们的工作量大大增加。”馆长的秘书马克·葛莱里（Marco Grilli）开玩笑地说道，“我们收到上百次的访问要求，他们确信自己能够找到揭晓秘密的人。”

■ 梵蒂冈档案馆印章收藏和保存实验室。历史学和印章学家卢卡·贝凯奇正在研究一份羊皮纸档案和242枚印章，它们是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就1654年6月1日主动退位皈依天主教与国会议会之间达成的协议。

近几年来，最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关于圣杯和圣殿骑士团的，虽然不时会有些有趣的小变化。“这是今天刚收到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我想了解罗马总督彼拉多所写的信中关于耶稣审判的内容。”这样的要求，通常只能让大家置之一笑。

“有些人写信给我们想预定教皇演讲的听众票；还有人因为神父的恋童癖丑闻而攻击我们。人们大概把我们当作处理与罗马教廷有关一切事宜的百事问答信箱。”

人们还会指定查找一些与前人有关的特殊信息，其中的一大部分人是希望找到曾经获得神圣认可的凭据。“有一个人发了一张祖辈的照片给我们，说希望了解与他有关的一切。根据信中的描述，这个人与教皇利奥十三世有很紧密的联系；他们认为这个人很可能曾经是一位罗马教皇的行政机构中的领导者。”温利说道。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这位谦逊的跟随者是教皇的宫廷搬运工和秘密清扫员。总而言之，是一位仆人。

无数这样的小秘密，还隐藏在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深处，等待着人们的发掘从而重见天日。